作者 | 夏可君 艺术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夏可君老师新书《无用的神学：本雅明、海德格尔与德里达》书摘，节选自第八章第四节。
但危险所在之处，那拯救的也生长。
即便海德格尔让现代人性返回到存在的炉灶之家，但是德意志人还是无法归家。这是因为:
一方面，需要足够的陌异化——但陌异化到什么程度呢？也只有在外在的流浪中，归家才有着意义，但如何达到足够的陌异化呢？回到希腊，其实并不足够，而且还处于模仿的悖论中，如同纳粹神话其实也是在模仿希腊、超越希腊，也是为了消灭被模仿者——针对犹太人这个他者的模仿就是如此（如吉拉尔对于模仿的政治神学分析）。
另一方面，如果本己的民族之为民族，处于现代性的虚无主义状态，已经没有了语言，没有了痛苦，陷入麻木与无聊之中，陷入虚无的狂欢之中，如何有着归家的可能性？
甚至，还有第三个方面：在自己民族的归家中，如何让其他民族也可以归家呢？都是在大地上居住，如何可能和平相处呢（如同康德以来有关世界和平与绝对友善的思考）？德意志人、俄罗斯人、犹太人，还有中国人，如何在大地上归家，既是本己民族的归家，也是人性本身的存在归家？
因此，这三个问题构成海德格尔“第二次转向”的契机。
其一，现实历史的境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意志即将彻底完败，德国可能被彻底瓦解，实际上不久之后德国就被肢解，这就是为何海德格尔称德国的土地也成为了死亡集中营。俄罗斯精神似乎获得了胜利，似乎更体现了大地性的力量，反而印证了海德格尔自己的思想逻辑，比如，德意志的年轻人在战争中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这也是为何GA77卷的《晚间交谈》被置于俄罗斯战俘营与森林场景中，这是“陌生的”而不是在家的大地性。海德格尔必须把自己置于更危险与陌异的大地性中，即世界的彻底荒芜之中，去发现这些大地性与自然性隐藏更深的一面。如果是犹太人呢？被屠杀的犹太人，那些亡灵如何回家？海德格尔后来思考的——灵魂是大地上的陌异者（GA12）——那些燃烧的火焰带来的灰烬，带有恶之暴力的火焰，精神燃烧的痛苦火焰也需要转化，从而变得柔软，从而滋养生命？如何让灰烬回到存在之家园的炉灶？如同德里达后来的解读。
其二，海德格尔之前针对存在自身显现与隐藏的争执和对峙，只是思考了争执中那显现的一面，即只有通过斗争才可能让大地性显现。尽管如此争斗让大地性显现在世界争执即“裂隙”（Riss）上，但此裂隙乃是世界本身的创伤或者裂隙，而非大地本身的自身隐藏与自身显现。如果回到大地本身，那么，大地性如何既要争执又要隐藏，而且还要一直保持为隐藏呢？这需要——让秘密毫不显眼地显现？即，悖论是：越是大地与世界争执，越是显现（如同技术导致的集-置）的同时，大地性反而越是要隐藏（verbergen / lethe），不是之前的显现与裂隙的暴力。那么，此自身隐藏如何得以思考？如何让隐藏一直保持为隐藏，而且还能有所显现呢？这是思想之全新的任务。如何思考此德意志大地性的自身隐藏——是不是已经迷失了呢？面对“自然爱隐藏”，需要更彻底思考存在自身之“隐藏的隐藏性”！西方思考过此隐藏吗？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家们触及过（尤其是赫拉克利特），但是否其他文化有着更彻底地思考？比如远东的中国道家？
其三，如果已经没有了语言，没有了痛苦，如何再次获得这种生命的感知？此无感之感如何可能获得？只有让德意志彻底成为无用的民族？因为只有承认自己彻底丧失了“本己”的本质，不再有本己的本己性，如此的“去己”，才是民族得救的可能性条件。此彻底性导致的就是GA77卷中《晚间交谈》的召唤——让德意志成为无用的民族！这个召唤的出现，单靠西方已经不再可能，尽管海德格尔对于整个西方陷入使用的总体末世论有所反思，但要提出“无用的民族”这个新规定，真正的启发来自庄子。如此一来，这才是德意志民族在失己或去己之后——更彻底陌异化之后——再次的成己。当然这是异常困难的思考（尽管海德格尔后来在《明镜》的对话中还是认为西方的问题只能通过西方来解决，但经过陌异化的东方道家式转向之后，欧洲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欧洲了）。
这三个问题的结合，形成了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德意志民族的自身瓦解（需要重新等待自身）——德意志大地性的隐藏与迷失（需要重新到来）——德意志民族的无用化（需要把自身无用化之后同时又有所大用）。这就是海德格尔在《晚间交谈》所说的，让德意志成为一个等待——到来——无用的民族！
海德格尔《黑皮本》的最近出版导致的历史难点是，一方面，海德格尔似乎是一个纳粹，这样的情形反复出现，首先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战后德国，其次是80年代的法国思想界，现在进入21世纪而再次出现，似乎没有什么令人惊讶之处。但《黑皮本》显露出的反犹主义还是令人震惊！另一方面，正因为海德格尔如此深入历史的深渊，或者说，甚至与思想的恶魔为伴，他就必须寻找出可能或者而几乎不可能的出路。
我们要提出海德格尔的“两次转向”，试图再一次给出区分：
第一次转向，是1932—1942年，海德格尔借助于荷尔德林的诗歌，与庸俗的纳粹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形成了自己“另一个转向”的思想，回到一个诗意的希腊式祖国，让欧洲与德意志获救，让无家可归的人性回家。
第二次转向，则是1943—1953年或1943—1955年，海德格尔不得不从异域寻找资源，面对“另一个开端”的失败，面对纳粹帝国的战败，他不能不去寻找拯救：危险之所在，拯救也生长出来。此拯救却来自中国道家或者庄子的思想——无用的思想。
这两次转化，或者说从“第一次转向”到“第二次转向”，是一次真正的呼吸转化（Atemwende），一次困难的“换气”，如同保罗·策兰诗歌所要施行的艰难方式，这是西方从未有过，因此也最为艰难的换气。当然，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的灵魂（pneuma / spirit / geist / ruah / aura）都不再能够呼吸，在世界战争与种族大屠杀中，已经无法再次呼吸，需要换气。
如此艰难的换气，乃是由斗争的血气和精神的火焰吸收水性，但并不足够，必须再次气化。如伊利格瑞所批判的，海德格尔的林间隙地（Lichtung）遗忘了气或气的元素，大地性必须与以太和气息联系，更广泛地气化，甚至与无气之气关联起来。面对历史的重大灾难，“心平气和”如何可能？而“气”对于庄子，乃是“虚而待物”，只是一种“虚待”。
无用，也是一种艰难的换气术。但是可以让无气的西方文化与民族开始换气。只有停顿下来，忍耐悲剧性的停顿（Caesura），如同荷尔德林的思考，才能在停顿中开始换气。停顿与无用，乃是新的关联。
让德意志成为一个无用与等待的民族：这是一个异常吊诡的拯救策略——如果允许我们用“策略”这个词的话。只有变得无用，彻底改变哲学与人性的双重本质，德意志人或者欧洲才可能获救！无用与虚待的关联由此可能。
因此，对于海德格尔，进入1943年，就不再是存在论差异，而是“有用的存在论”或者末世论与“无用的无用论”的差异，一个更为根本的差异。当然，这是一个新的本体论差异。在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重新解释中，在对阿那克希曼德之箴言的阐释中，在重新面对存在的争执（世界与大地的隐藏性，存在本身的不显现与自身隐藏）中，在语言的差异与沉默中，这个新的差异已经隐含其间。
无用的主题，在海德格尔那里具有一种广泛性和各种深度关联：无用与集置，无用与荒芜，无用与自然，无用与让然或无用与集让，无用与地带或广漠，无用与语言的沉默，等等。因此，无用与有用的差异论，可以渗透到后来的语言区分论。
海德格尔在GA97-98卷大量使用“庸用”，但在生前出版的《通向语言的途中》却很少使用Brauch / Brauchen（庸用）、Unnotigen（不必要或无用）等词，不得不说，海德格尔在有意避开中国道家的无用论。
那么，为何海德格尔1945年《晚间交谈》的对话写作，直接引用了庄子有关无用的对话（GA77在1995年已经出版），却没有引起西方思想界足够的注意呢？甚至连海德格尔都可能自我遮蔽了第二次转向的重要性？一个枢纽的作用，一个命运的提示音，竟然就被完全遗忘了？
如此一来，就有如下几种可能性：
其一，庄子的无用之思，确实在一个彻底失败的德意志文化的自我拯救方面，可以起到某种提升自尊的作用。即，这也许是自我贬抑之中的自我高扬，是一种先抑后扬的策略？这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应急措施而已，一旦危险过去，就不必再提了，只是一次性的个案。或者，庄子的无用之思确实是某种灵丹妙药，像某种临时性的救心丸，缓解了疼痛，但立刻就遗忘了。而且，海德格尔与萧师毅的《道德经》翻译合作并没有继续下去，因此，严肃的海德格尔并没有继续使用自己并不熟悉的文本，只能让它们作为残端，作为剩余物，搁浅在思想海洋的沙滩上。但显然，海德格尔自己认为，其痛苦乃是燃烧的痛苦，其中有着深度的侮辱，既是有用导致的侮辱，也是无法无用化而存活的痛苦。
其二，因为海德格尔一直在反思西方现代性走向力造性与技术化的整体有用化的道路，需要“逆转”，尽管“第一次转向”的批判已经是针对力造性，已经认识到技术的问题，但并没有指向“有用”的整体思想，只有进入1943年左右，才写出了“有用的终末论”与“转向的灾变”，“无用”的思想呼之欲出了。这只有到了“第二次转向”，借助于庄子的无用之思，才可能更为明确。在这个自我明确的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思想从对技术整体有用的批判也可以走向无用的思想，这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而庄子的思想只是起了点醒或者自我明确的作用。随着他对于“集置”更明确的批判，他自己走向空无的给予，在物之物化的思考中，不必引用庄子就可以走向自己的无用之思。当然，海德格尔后期有关“无用”、“自然的自然性”与“让然”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随着礼物给予思想被法国哲学现象学神学充分展开，无用的思想也只是作为隐含的背景而被搁置了。
其三，庄子的无用之思，其实已经渗透到了海德格尔后来思想的核心之处，召唤德意志成为一个无用的民族，尽管此命题尽管后来并没有出现，但在海德格尔随后的思考中，在对“物”的思考中，那个倒空的给予，给予空无，不就是道家化的礼物？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对于语言的事件之为道路的思考，不也是道家化的？因此，老庄的无用之思并没有减弱，只是已经转化为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行话”了。但读者并没有深入研究这些独特思想的根本来源——老庄思想。如果只是汉学家们的好奇，没有对于1945年思想总体危机的痛点与难点的经验，就只是学术上的知识，而无法成为哲学思想的事情。
其四，随着《黑皮本》的出版，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联更为明确，纠缠如此之深，如此之顽固，超过了之前的所有想象，于是，一个奇怪的吊诡出现了：如此纳粹化的海德格尔，如何可能运用中国庄子的无用之思，就可以让自己从历史沉重的灾难中轻盈地脱身而出？这是否过于轻省了？西方学者不仅不会相信，反而还会认为，中国的老庄思想反而成了海德格尔贯彻其隐秘纳粹思想的遮羞布，海德格尔并没有什么转变与悔改，他只是假借更为狡猾与奇妙的东方思想，既可以让自己从纳粹的历史责任重负下解脱出来，也可以继续隐秘地扩展自己纳粹化的自然神话，只不过以东方的神秘主义更巧妙地掩饰，显得具有陌生性与新颖性罢了。
其五，当人们把海德格尔的东方化与日本京都学派的东方军国主义关联起来思考，如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所尖锐指出的，海德格尔与东方的各种关系，哪怕是道家的非暴力，就更不可信了，反而需要彻底批判。如此一来，我们中国人也要自问：既然中国也有道家的无用思想，为何历史上几乎没有实现出来？为何进入现代性，也没有丝毫的展现，反而陷入了自我遗忘？
通过反思海德格尔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正反面的价值：
一、1933—1936年，以成为大学校长为标志，海德格尔基本上信任纳粹意识形态振兴欧洲文化的所谓“内在的伟大运动”——很多其他晚生现代性的民族在面对全球化压力时也会兴起类似的文化运动。
二、随后于1936—1939年的“另一个新开端”或“第一次转向”（1932—1942），通过回到荷尔德林“河流诗”中那个从未发生的希腊，海德格尔试图纠正纳粹与自己的迷误，但依然坚信自己精神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只是不同于纳粹的庸俗模式罢了。这在1932—1942年的《黑皮本》（GA94-96卷）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就是不断地反思自己就任弗莱堡校长的短暂迷失，同时也批判纳粹的种族主义，还有美国式自由主义与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形成自己广义的现代性总体批判。——我们也看到不少知识分子会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以古典政治的名义，还是以文化民族主义的名义）试图构建一种虚假的文化历史大叙事。
三、从1943年开始，海德格尔对于之前的整个思想工作以及德意志现实的战争彻底失望，1945年5月8日只是这个绝望的现实历史的“签名”：海德格尔对自己与纳粹的短暂合作、个人化的精神写作，以及整个西方从唯一神论到形而上学传统，都彻底失望。他认为自我纠错不再可能，这是存在本身的终末论和“转向的灾变”，即认为前面的“第一次转向”已经失败，必须施行“第二次转向”（1943—1953）。德意志的灾难并没有终结，反而随着全球化的总体实用主义化，会在别处再次上演，因此海德格尔对于存在总体动员与技术化的批判也具有现实意义。
四、1943—1950年左右，可能是海德格尔思想与内向最为痛苦的阶段，他在绝望中思考思想本身的未来，思考德意志民族的未来，思考西方之为傍晚的土地（Abendland）如何走向明天。历史进入了漫长黑夜般的过渡年代，在下降与上升之间，有什么思想可以构成希望的地平线？此时老庄道家的无用之思给予了启发！这也是我们试图发现的危机的转机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不进行自我批判，为何具有无用思想的中华民族自身没有充分展开此无用的政治学以走出帝制统治？
五、1953年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基本形成，德国自身分裂，海德格尔面对技术的“集置”走向“天地神人”的四重体，似乎建构了一个新的思想“城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并没有现实历史的价值，几乎是一个个体的神话。——尽管其中并不缺乏积极的要素，比如对于技术的批判、对于自然的诗意想象，等等，但其思想失去了面对时代困境的转化张力。
六、处于当下全球化变局中的我们，可以想象回到1943—1950年那个危机时期，而重新开始，也许其中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回到那个艰难转折时期而提出“第二次转向”与“道家转向”的动机。这也是提出一种“第五维度政治”与全球化批判的时刻。
因此，问题就变得更严峻了：如果老庄的无用之思确实有着转化之用，是否对于海德格尔的作用是真实的？既不是为了掩饰他自己的纳粹思想，也不是继续扩展自然神话，而是推动了他思想的转变？这需要再次深入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它可能来自多方的危险与刺激：
其一，在哲学本身，继续深入“深渊”——自然的遗忘性，存在自身的隐藏或自然的隐藏（lethe）。海德格尔发现，西方从根本上缺乏语言来思考此遗忘与隐藏性，因为这是不可能被征用的维度，必须进一步思考此惊人的恐惧，与时代拉开距离。面对自然存在的自身隐藏如何得以思考的难题，既是要从之前的暴力争夺与世界开显中脱离出来，也要进入自身隐藏，又显现时也必须保持为自身隐藏的。这就不再是暴力与争夺的方式，之前的所有思考方式均已失效，整个西方传统无法提供相关的思考方式，除了前苏格拉底的几位思想家的箴言片断，但又必须加以全新的解释，这就是把“存在”问题转换为“用”或“庸用”（chreon / brauchen），而这显然来自中国老庄的影响与启发。
其二，现实中德国发动的暴力战争导致了巨大的荒芜，世界走向荒芜化，尤其是即将来临的彻底战败，让海德格尔反省回到希腊的迷狂与神圣也不可能导致欧洲的胜利，整个的“第一次转向”已经丧失了现实性。尤其是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在战争中失踪，让他更有切身之痛。
其三，深入接触到中国智慧，老庄思想可能带来的冲击力，尤其是“无用之思”，可以帮助海德格尔彻底摆脱“力造性”的斗争思维。GA77卷的三场对话，尤其是《晚间交谈》中呼吁“让德意志成为一个等待、到来与无用的民族”，结尾引用庄子与惠子“无用之用”的对话，就是明证。
其四，对于自然的进一步思考（自然的隐藏、自然启发的无用性，自然展现的让然），以及生存的余地、思想的空无和让予的姿态这三者的结合，让海德格尔可以走向“第二次转向”，彻底改造自己的哲学语言，也彻底改造西方思想本身。
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提出一个“冒险的假定”：按照一种海德格尔自己并未自我阅读过的方式去再次阅读他，或有必要以一种海德格尔自己并未运用过的解释学——无用的解释学或者以有用与无用的新本体论区分（庸用的差异论）——去思考海德格尔的道家化，去思考另一个被遗忘的海德格尔思想。这也是阅读从未写出之物，它可能有助于我们再次理解海德格尔与纳粹的深度纠缠，并让思想寻找到可以走出纳粹泥沼的道路。
更吊诡的是，如果海德格尔无力思考大屠杀而保持沉默，乃是一种语言本身的缺乏与思想本身的无能，这种无能也是无用，但这样的无能或无用又如何可能借助于庄子的无用之思，而走出纳粹思想的黑暗阴影？无用之思是另一种忏悔姿态或者解毒剂？或者存在的自身隐藏与遮蔽的力量（verhüllenden Macht）也是一层面纱（Verhüllung）的保护，让海德格尔可以从存在之沉默的深渊出发，来为自己面根本恶时的沉默辩护？思想者进入无用的状态是痛苦的，在痛苦中肯定自身的无用更为痛苦，也许痛苦与无用的关联是一道区分的界限？如此一来，我们就更有必要在海德格尔浩如烟海的文本中摘录与编辑一本从未存在之书、一本未来之书——《无用的吊诡——海德格尔的庄子书》？
此无用之思如此潜在与隐秘，基本上并没有得到西方学者与后续思想的主题化关注，只有一些汉学家偶尔的好奇，但构不成思想的事件。直到最近海德格尔《黑皮本》的出版，尤其是第GA97卷与GA73卷，与之前出版的GA77卷与GA79卷等联系起来，或者说，围绕“用”的差异论转换，一旦我们把1943—1953年出版的所有文本从整体上关联起来，我们就发现了“第二次转向”。这也是某种“亚洲转向”或者“道家转向”，尤其是庄子的无用之思提供了这个转化的契机。因为关涉到历史的阵痛，关涉到思想自身的悖论，“第二次转向”才显得更有意义，不再是比较哲学的兴趣和知识学的发现，而是进入思想自身的“痛点”。
概而言之，因为此“道家式转向”，一个新的马丁·海德格尔，一个面对时代困难与民族败亡的海德格尔，一个进入无用之思的海德格尔，将变得明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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