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利奥·达姆罗施 哈佛大学恩斯特·伯恩鲍姆文学名誉教授、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得主
经济学产生的背景
在 18 世纪的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金融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一个全球性的帝国既是财富的来源，也是政府的财政负担，因为政府必须通过耗资不菲的战争来守卫这个帝国。
“日不落帝国”是需要花大钱维护的
税收政策引发了激烈辩论，英国政府头一回制造了巨额的国家债务。投资资金是通过出售股票来筹集的，在 1770 年代，伦敦证券交易所成立了，为以前在咖啡馆里签署的协议提供了稳定的机构。
与此同时，随着新产业的出现，整个经济正在发生快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一门内在连贯的经济学。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的学科才刚刚开始拓宽其范围。
约翰逊在《英语词典》中给出了“经济”一词的五种定义，但没有一种符合我们今天用它所表达的意思。那时它首要的意思是“家事的安排，家庭的管理”；紧接的意思是“节俭，花销的谨慎，值得称赞的俭省”。
当时的人们通过类比来理解“政治经济”：它无非指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类似于对家庭的管理。因此，“政治经济”指统治者或者他的执行者采取的具体财政措施。
但是亚当·斯密和其他思想家，尤其是法国的思想家，已经开始把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理论化，用它指某些客观力量汇成的巨大网络；这些力量有自己的运行逻辑，从来不能全面回应人类的行政干预。
斯密于 1775 年被选为“俱乐部”成员，时年五十二岁，那时没有人会把他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1759 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试图证明道德观是通过社会交往而获得的，他因此当选“大俱乐部”会员。
这本书当时被广泛阅读，但它非常枯燥抽象，如果他不再有别的作为，今天很少有人会知道他的名字。
当然，斯密很快就有了大作为，那就是 1776 年出版了自己的杰作《国富论》。鲍斯威尔曾是斯密在格拉斯哥的学生，他不经意间提到，1775 年拜访斯密时，“斯密说他论述商贸的著作快要写完了”。鲍斯威尔可能认为那是平淡无趣的议题。
斯密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父亲是柯科迪镇（与爱丁堡隔福斯湾相望）的一名海关小官员，于 1723 年去世时，离他出生还有六个月的时间。他母亲终生守寡，最新的传记作者评论说，他“满足于与唯一重要的女人——他的母亲——共度一生”。
这是个非常用功的年轻人，由于得到一笔慷慨的奖学金，他得以在牛津大学度过整整六年的时间。这笔奖学金最初是用于培养未来的长老会牧师，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这项职业并不是强制性的。
斯密在爱丁堡做过公开讲座，但没有获得学术职位，1751 年，他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一年后，他被选为道德哲学教授，他确实认为自己关切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
鲍斯威尔听过的斯密讲座都与修辞相关，这里所说的修辞不仅指文学风格，还指西塞罗传统中那种具有说服力的公共语言。斯密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工具，所以，他赞成浅显直白的风格，而不是以前修辞学家喜欢使用的繁复修辞手法。
一些流传下来的逸事表明，斯密实际上是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他对四周的环境不太关注，思绪总是飘往别处。有一次吃早餐时，斯密把面包和黄油卷成一个球，扔进茶壶里，然后往里灌水。他抿了一口，抱怨说这是他这一辈子喝过的最劣质的茶。
斯密从未把自己当成职业学者，他一有机会就放弃了教授职位。一位有钱恩主付给导师的酬金，比导师从自己学生身上所能收取的学费，要丰厚很多；而学费在苏格兰几乎是教授的唯一收入来源。
于是，斯密接受了指导巴克卢勋爵的工作；巴克卢勋爵当时才十来岁，他的继父查尔斯·汤申德将提出激怒美国人的《汤申德法》。斯密与巴克卢勋爵意气相投，两人保持了多年的亲密关系。
1762 年以后，斯密可以称自己为“斯密博士”，因为他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但和约翰逊一样，他不想以此头衔称呼自己。他对自己的出版商、约翰逊的朋友威廉·斯特拉恩说：“就叫我亚当·斯密吧，前后都不要加任何头衔。”那些需要提升个人声望的人，比如哥尔德斯密斯和伯尼，往往会亮出“博士”或“医生”头衔。
斯密最亲密的朋友是大卫·休谟，他评价休谟的说法对两人都适用：“他认为自己是道德哲学家，最广义人类行为的研究者，涉足美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文学、法律、宗教和历史。”休谟在生命晚期所写的一篇自传式简短素描中，没有称自己为哲学家，而是称自己为“文人”（man of letters）。
亚当·斯密与约翰逊的龃龉
如果把斯密当作“俱乐部”成员看待的话，他似乎处于奇怪的隐身状态，几乎没有出现在《约翰逊传》中。斯密当选时，鲍斯威尔对自己的朋友坦普尔评论说，该俱乐部“已经失去了它的遴选特色”。
鲍斯威尔是个喜欢交际、禀性难移的人，而斯密有着典型的内向性格，只有与他熟悉和信任的人在一起时才会觉得放松。和这些人在一起时，他显得大不一样；哲学家杜加德·斯图尔特曾评价过“他精彩绝伦的谈话”。
斯密偶尔去伦敦时，也会在“俱乐部”逗留一段时间，但周围都是爱炫耀、好竞争的健谈者，斯密自然保持沉默。
斯密和约翰逊一直相处不来。约翰逊说斯密是“他见过的最迟钝的家伙”。他还向鲍斯威尔抱怨说：“亚当·斯密喝了酒以后，‘满嘴冒着酒气’，变得极其讨人厌。”
鲍斯威尔对此的评论富有洞察力：“斯密是非常勤奋的人，脑袋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话题；但在那里找不到约翰逊的那种力量、敏锐和生气。”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斯密知道自己有独到的见解，他想通过印刷文字表述出来，以使人信服，而不是在有可能遭人误解或征用的社交环境中表达出来。
鲍斯威尔还说：“他对著书立说一直念念不忘，对有可能用到书里的东西轻易不说出来；有一次他对约书亚·雷诺兹爵士说，他有一条规则，即在别人面前决不谈论他真正领会的东西。”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对“明慎之人”的描述几乎像是一幅自画像。“他行动谨慎，讲话也有保留，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从不轻率地将自己对事或对人的意见强塞给别人。他虽然会结交朋友，但并不总是喜欢广泛交游。他很少出入那些以谈笑风生、传杯递盏而闻名的社交场所，更不常在其中突显自己。”
简而言之，他作为社交伴侣，不合约翰逊的口味，也不合鲍斯威尔的喜好。
反过来，斯密对约翰逊的怪癖感到困惑。一位匿名的回忆录作者写道，斯密这样评说约翰逊：“我见过那家伙在混杂的人群中突然直直站起来，在没有事先告知他人的情况下，跪在椅子后面，重复着主祷文，然后又回到餐桌的座位上。他一遍又一遍地展示这种奇怪的举动，一个晚上大概有五六次。”
这似乎很难让人相信，因为其他人从未描述过约翰逊的这种行为。如果斯密确实这么说过，那他可能是有意夸大约翰逊对正统宗教的赤忱忠心。和休谟一样，斯密也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自然神论者，其内涵后文会有解释。
约翰逊对查尔斯·伯尼说过的一番话暗示他对公开祈祷持包容态度，但不鼓励这种行为。
他的诗人朋友克里斯托弗·斯马特皈依宗教后，开始不间断地祈祷，无论身在何处。这激起了约翰逊的怜悯心：“疯狂屡屡体现为不必要地偏离世人常见的行为模式。我的可怜朋友斯马特精神错乱，经常在大街上或其他不寻常的地方跪下来祈祷。”
斯马特的朋友们考虑到他的身心健康，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约翰逊对此的评论是：“我不认为他应该关起来。他的精神疾病对社会无害。他坚持要别人跟自己一同祷告；我倒很乐意像别人一样同他一起祈祷。”
让人感动的是，斯马特在精神错乱期间所写的自由体长诗《羊羔颂》中包含这样一句：“让约翰逊、约翰逊之家因千里香的芬芳而欢喜。上帝保佑塞缪尔·约翰逊吧。”
塞缪尔·约翰逊跟亚当·斯密气性不合
除了气质和宗教信仰有所不同，斯密和约翰逊在思想风格上也大相径庭。
约翰逊是道德学家，思考的是人们应该如何行事；斯密是社会科学家，分析的是人们为何如此行事。约翰逊是随笔家，写文章讲的是机缘，带有即兴的性质，因而著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斯密是理论家，发表的是正式论著，经过多年酝酿才得以完善。
《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
《国富论》《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简称《国富论》）显然是《道德情操论》的续篇。它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是：人类除了经济动机外，还有道德、思想和审美动机。
尽管斯密最终未能完成他所设想的宏大工程，但《国富论》之后本来还会有两本书的，一本关于文学和哲学，另一本关于法律和政府。
斯密本人后来说，《国富论》是“对大不列颠整个商业体系的猛烈攻击”，但同时代的人似乎并不这样看待。恰恰相反，他们立即认为《国富论》是理解国家财富来源方面的重大突破。
传统观点认为，人民是国家的财富，唯一的前提是他们有生产能力。那些努力工作但仅能维持生计的人绝不会被视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被打上了“穷人”的可耻烙印。尽管从宗教角度来看，他们理应得到慈善布施，但就经济而言，他们被视为寄生虫。
一群被称为重农主义者（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原意为“自然治理”）的法国思想家倡导一种与此不同但同样传统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代表国家财富的是土地，而不是人，这意味着政府应该积极促进农业发展。
斯密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结识了重农主义者，特别是弗朗索瓦·魁奈和安妮—罗伯特—雅克·杜尔哥。
斯密驳斥了这两种立场。正如鲍斯威尔所预期的，他采用了突破性的研究方法，即聚焦于商业问题。此外，他还关注刺激生产力和提升工资的各种方法。如果每个工人都能为提高生产力作出贡献，也许“穷人”就不需要成为地位不可更易的下层阶级。
为人熟知的是，斯密在这本书的一开篇就举出了大头针工厂这个例子。他并没有对生产力进行抽象的理论概述，而是亲自参观一些工厂——当时大多数都是小厂——工厂老板正在把一个全新的观念付诸生产实践。
《国富论》第一章的标题是“论分工”。斯密参观大头针工厂时，发现一根简单大头针的制造至少有十八道工序。他基于实际观察得出的见解是，如果每个工人只完成一到两道工序，而不是所有工序，生产力可以大大提高。
一人把铁丝抽出来，另一人把它拉直，第三人把它剪断，第四人把它磨尖，第五人把一端磨得适合安装针头。制作针头需要两到三道独立工序 ；把它套到针尖上是一门独特手艺，把大头针擦得白亮又是一门独特手艺 ；甚至将它们插放到纸里（包装好准备出售）本身就是一门技艺。
这样一来，制作大头针这个重要任务就分成了十八道不同的工序，在有些工厂里每道工序都由不同的人手操作，在有些工厂里同一个人会操作两到三道工序。
我曾见过一家只雇用十人的小厂，其中一些人操作两到三道独立工序。不过，虽然他们都很穷困，都无差别地配备了基本的机械设备，但只要努力工作，一天就能生产出大约十二磅重的大头针。一磅有超过四千枚中等大小的大头针。因此，这十个人一天可以生产四万八千枚大头针。
依据斯密的计算，相比之下，一个人独自制作大头针一天最多只能生产二十枚。
《国富论》之所以具有原创性，斯密之所以称其为对当前经济体系的抨击，是因为它预见了 19 世纪工厂体系的到来。
在斯密那个时代，大部分生产，尤其是纺织品，基本上仍是家庭生产，即所谓的“外包制度”。雇主们提供材料，由雇员在自己家里加工。但是钢铁以及用钢铁制造的大机器显然不能在家里制造。
约翰逊年轻的时候，伯明翰（他在此遇到了自己的妻子并与之结婚）相比之下还是个小城。到 18 世纪末，它很快就要成为工业重镇，成为金属加工产业的中心。
1760 年代，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在这里建立了他们的苏豪制造厂（“manufactory”是“工厂”一词的最初形式），专门生产用于采矿的蒸汽驱动泵。十年内他们雇用了八千人的劳动力。一英里外就是他们的苏豪铸造厂，坐落在一条方便装运的运河旁边。
1776 年，约翰逊和鲍斯威尔前往伯明翰，去见识了一番未来。博尔顿带他们参观了自己的工厂。鲍斯威尔在日记中写道：“博尔顿看上去是个聪明、有学养的人。遗憾的是，我对机械所知不多，他竭力向我展示自己最近发明的一台机器，可我无法理解他的描述。”“我卖的是，先生，”他说，“全世界的人都想得到的东西——动力。”
这句声明究竟有多像神谕般的预言，鲍斯威尔的理解是很模糊的。至于约翰逊，他在简略的日记中提到了这次相遇，但兴趣寥寥。“然后我们去了博尔顿家，他彬彬有礼地领着我们参观了他的作坊。他的机械设备我看不真切。”这显然意味着约翰逊近视得厉害，无法理解复杂的机械原理。
斯密认为，促进劳动分工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他设想工人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从而摆脱自中世纪以来控制着大多数行业、只雇佣特定行会工人的垄断作坊。如果生产力成倍提高，每个人肯定都会分到更大的利润份额。
历史很快就会显示这是多么错谬的观点，但斯密的态度是乐观的，因为他的理论里有一条互补链，即“看不见的手”。这意味着市场有一种自我调节的逻辑，通过这种逻辑，供需规律总是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最佳分配。
当商人或实业家努力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时，“他在此情况下，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去推动某个并不在其意图范围内的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在他的意图范围内，对社会来说，并不总是坏事。在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他往往会提升社会效益，其效果胜过他真正意欲提升社会效益的时候”。
斯密的另一句评论也经常被引用：“我们期待的餐饭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我们要打交道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自爱，我们跟他们谈论的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是他们的好处。”
斯密并不指望利他的仁心能有什么作用，因为他不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仁心。他想要表明，自私依然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
但他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毫无保留地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他从未使用过这个词）。这个词是由法国重农主义者发明的，直到1820 年代才经常在英国使用。
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语气严苛地谈到“商人和制造商有着卑鄙的贪婪心和垄断一切的态度，他们既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类的统治者”。他们作为个体也许有着诚实的品质，但仍然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的利益永远不会与公众完全一致，而且利益问题往往导致他们欺骗甚至欺压公众，所以他们曾在很多情况下欺骗甚至欺压公众”。
因此，政府的干预，而不是放任政策，往往是有必要的。
然而，斯密并不认为贫富差距在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公民政府，”他直截了当地说，“只要是为了财产安全而成立，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富人免受穷人侵害而成立，或者是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免受一无所有之人侵害而成立。”
有必要强调的是，斯密从不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那样，相信经济行为完全是利己的，更不相信“理性人”这个抽象概念可以解释发生的一切。他很清楚利他主义的冲动、道德信念和根深蒂固的习惯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自己已经在《道德情操论》中阐明了这一点。
只谈《国富论》而不谈《道德情操论》
是对亚当·斯密的巨大误解
正如哲学家汉斯·费英格在一部经典著作中分析指出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做的是把利己主义当作始终不变的基本原则，以此阐明经济生活的一些基本特征。
斯密的经济理论预测，从长远来看，穷人将从自由市场的运作中受益。但这只是假设而已，在《亚当的谬论》中，邓肯·弗利称其不可证实，更像“神学”意义上的信仰，即相信看不见的手不仅可以比政府政策更有效地管理经济，还可以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斯密第一本关于道德哲学的著作同样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正如弗利所说，斯密所关心的问题一直出没于后来的经济学思考中：“在资本主义强加的敌对、冷淡、利己的社会关系中，如何成为一个好人，过上合乎道德的良善生活”。
本文节选自《重返昨日世界：从塞缪尔·约翰逊到亚当·斯密，一群塑造时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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