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说谎是为了保护社会；说真话是为了推翻国家。"
"沉默比罪恶本身更可怕"
巴斯托夫-德-库斯坦、
俄国来信，1839 年
当我遇到从波兰来的人时，最令我震惊的是，我在他们身上不仅发现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发现了同样的执念，这些执念并没有消退，也没有解决，相反，好像还因为愤懑而加剧了。战争、德国占领、人民波兰十五年、1956 年 10 月1 日，相比之下所有这些都显得相对肤浅。【1】
如果存在—只是存在—就能决定意识，那么不同的生活条件应该在我和他们之间架起一道悬崖，我们会不同。然而，恰恰相反，这些事向我揭示了永恒的东西—不仅是波兰人及密茨凯维奇所所说的那些"脚踏地理政治之鞋，去过无数国家"之后人最基本的永恒，而且这种永恒是本能反应，是受伤的永恒，是一切将我们封闭起来的永恒，创造一种封闭的道德，将我们与其他一切隔绝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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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非人之地》一书中写过与北方公社三巨头之一的斯塔索娃的谈话，那是1918 年，在她位于彼得格勒斯莫尔尼监狱的囚室中【2】。
我去看她，穿过一个大厅，路过成堆的关于乡镇的宣传单。
"你相信苏联对农村人民公社的宣传吗？" 我问道。
斯塔索娃看着我，就像一个有信仰的人看着一个可怜的无信仰者。她平静地说："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已经改变了存在，思想（nasazhdaetsia）会生根发芽的，你应该在二十年后再来，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至于整整二十年后，当我们乘坐运牛的车被带离波兰来到俄罗斯深处时，我急切地环顾四周，几乎相信自己会在人们的脸上看到一些社会主义新土地和新天堂的影子，哪怕只是最微小的影子。没过几个小时，我就从火车站人群那如同火焰被熄灭的脸上读出了真相。后来，我看到、了解到人民公社里农民的情况。在我看来，有种激情，即对占有的渴望，同样持久地扎根于人心中，甚至因他们的愤懑而更加强烈。当时被称为"革命良知"的斯塔索娃的预言、所谓的"科学"保证，最后证明是幻觉。人们自古以来对物质占有的热爱总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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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塔罗别尔斯克的集中营里，当我听到密茨凯维奇甚至奥-奥特关于西伯利亚和流亡的诗歌时，我被它们与当下的关联性所震撼，它们对我来说是新的，但却与写作时一样敏锐，它们的魔力使那种直接关联性增加了百倍。同样，几年前似乎属于过去的伤害和怨恨的世界，也没有消逝，而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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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今天，在与不少来自波兰的访客交谈时，我也被他们对俄罗斯的怨恨之情，之热度所震撼。
在对康拉德的研究中，米沃什表明这位作家对俄国的态度与那个时代波兰边境贵族的看法如出一辙。无论是对康拉德这位与波兰长期隔绝的英国作家，还是对他所处的波兰环境而言，俄国都是一个残酷而邪恶的世界，正如康拉德的父亲阿波罗-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所写的那样，是"一个像普通小偷一样从欧洲各国身上吸血的政府"。【3】
在波兰之外生活了二十年之后，我再次发现，反俄的怨恨甚至比康拉德流亡和受伤时期更强烈，那个时期塑造了康拉德的情感，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对于任何有关俄罗斯的问题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对此一无所知。" 这也是康拉德说的同样的话。这位《在西方人眼皮底下》的作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反感（尽管他曾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深邃如海"）。他的童年在俄罗斯度过，在流亡沃洛格达时失去了母亲。他在给爱德华-加内特的信中写道："我对俄罗斯一无所知"这句话的。 当我倾听那些在俄罗斯或因俄罗斯而失去亲人的人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当他们表达对俄罗斯的评判时，我觉得他们每个人似乎都触碰到了某种神奇的界限，而他或她却没有力量或能力跨越这个界限。越过这个界限，就会对俄罗斯有一种更复杂、更公正的看法或方式。用"我们的圣人和被诅咒者的眼泪"这面棱镜塑造的态度，不仅切断了我们与俄罗斯的联系，也切断了我们与整个世界的联系，而整个世界要么用简化但美好的眼光看待俄罗斯，要么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光看待充满矛盾和希望的俄罗斯。
"因为我们不像意大利半岛那样四面环海"，所以我们有这个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邻居的国家。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是反面的。我们绝不能忘记，与之相对，他们对波兰的看法也同样简单和充满敌意。普希金笔下的"kitchlivyi liakh【4】"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各种"小波兰人"，对波兰人的虚伪、贵族的浮华以及可悲而无力的措辞进行了精彩的讽刺，也篡改和破坏了波兰在千百万俄国人心目中的真实形象。
米沃什引用了库斯廷或马克思最反感俄罗斯的言论，正确地指出，在西方看来可能或确实可能具有启示意义的东西【指的是俄国文学】，（因为这种对俄国文学的推崇与对俄罗斯的普遍看法大相径庭）在波兰文学中只是平庸的东西（米沃什称之为"刻板印象"）、 对俄罗斯的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旧共和国时期，在那里，波兰和俄罗斯之间滋生了自卑-自尊情结，而这一切并不妨碍边疆地区的贵族（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接近康拉德）对俄罗斯人有某种倾向； 毕竟，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某个特定的俄罗斯人，而是一种必须贬低每一个俄罗斯人的文明类型。
新的事实--什么样的事实啊！--和论据似乎又使这种成见在波兰占据了上风。
那种认为俄罗斯没有人性、带来而且只能带来毁灭和邪恶的观点，怎么可能不在波兰、匈牙利以及俄罗斯统治所及的所有国家发展和流行起来呢？对于今天的波兰来说，俄国人就是把一百五十万波兰公民驱逐到东面，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走向灭亡的人；他们就是在卡钦杀害了成千上万人的人，他们用卑鄙的手段驱逐了十六岁的波兰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华沙被摧毁，他们的枪支近在咫尺； 是他们指挥了秘密警察，对人民施以酷刑；是俄国人用苏联坦克镇压了匈牙利人的英勇起义，是他们在镇压起义一年半后消灭了纳吉和他的同志们。米茨凯维奇在《祖先的前夜》第三部分中说得没错，康拉德说得没错，库斯廷说得没错，马克思也说得没错，他写道，莫斯科是"在蒙古枷锁屈辱的学校中，通过彼得形成的，彼得将蒙古奴隶的政治灵活性与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领袖的骄傲抱负结合在一起"。
因此，这种对俄罗斯的看法统治着十九世纪的边疆贵族，统治着康拉德，他在"先祖之夜"里"检阅部队"那一节的看法：
"（忠实奴隶）的英雄主义，
那样的死亡
是狗的奖赏，人的罪过......。"
但在我们的意识中，是否也有密茨凯维奇的另一面，即莫斯科人的朋友？
"你还记得我吗？我经常梦见
我朋友的死亡、流放和监禁、
我梦见你. . ."
任何一个在俄罗斯生活过一两年的人，读到这里，都会在这些句子的背后看到自己朋友的面孔，看到自己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美好回忆。
如今，有谁能听到诺维德孤独的声音，听到他在战前书信集中对俄罗斯的评论，这些书信集现已失传。诺维德是"爱国主义清教徒"的敌人，他反对片面的评价，对任何屈服于甚至康拉德也屈服于的陈腐观念的人都厉声斥责，诺维德非常不喜欢这种片面的观念，以至于在 1863 年和 1864 年，他甚至攻击了密茨凯维奇--他认为密茨凯维奇不是一个民族作家，而只是一个特殊作家。
诺维德写道："思想领域中的批判性无意识，以及精神工作领域中的批判性无意识，在历史现实中都是一样的。正如密茨凯维奇的特殊性被称为民族性，他们在狂热中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在现实中，特殊性也被误认为是民族性。当杜钦斯基【5】 用‘莫斯科人 = 中国人’来说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如果有人警告他们，一个民族不仅是由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构成的，而且是由与其他民族相联系的东西构成的，你不能为了让波兰拥有真正的民族诗人或纯粹的民族历史学家而砍掉波兰周围二十平方英里警戒线上的树木，他们就会唾弃你--他们会以这种方式唤起敌人的爱国主义，就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引起敌人的愤怒和朋友的优雅退却。每一种不合时宜的做法总是会带来这些后果"。
"只有自由的人民，"诺维德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只有那些没有从摇篮里就被打上奴隶烙印的人才知道，生活在俄国旁边的我们必须在俄国有我们的朋友--否则，这将永远是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巨石的碰撞，而如果两个巨石相互碰撞，剩下的就是一片空白和终极力量的冲突。"
但是，我关于我们被波兰人的情绪所围困，关于我们无法客观化我们怨恨的悲观言论，也许是片面的。
我看到过、也认识不止一个波兰人，他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更接近于诺维德，而不是"刻板印象"；我认识一些人，他们遭受过苦难，甚至被折磨过，但他们并没有坚持对俄罗斯的怨恨，更多的是，他们在离开俄罗斯时，流着泪向俄罗斯告别，因为他也从俄罗斯人那里感受到了那么多的兄弟情谊，那么多的同情，因为他们遇到了那些与他们遭受同样遭遇的人，并像他们一样寻求进行激烈的战斗。我不知道这样的波兰人是否还有很多。
在俄罗斯文学专家中，我也遇到过对俄罗斯持类似态度的人。即使是俄罗斯的敌人，即沙皇、苏维埃或"共和派"的敌人，他们也不否认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和深邃，尽管他们会取消其中的有机联系。毕竟，俄罗斯的噩梦和俄罗斯的天才，残酷和仁慈，最精致、最欧洲的文化和野蛮，都是一个现实的组成部分，谁否认这个整体，即使他是康拉德，也不是在现实的范畴内思考，而是在虚构的范畴内思考。除了 W. A. Zbyszewski【6】 之外，可能没有人否认俄罗斯文学的普遍价值和伟大性，它与俄罗斯的现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
在托尔斯泰 1903 年的日记中，有一篇《神与人》的故事草稿；在我看来，这篇草稿是坚韧而饱满的典范散文，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对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他"坚定不移地忠实于真理"。在不到五页的篇幅里，托尔斯泰描绘了一个对一切暴力都很陌生却被判处绞刑的人，年轻的斯维特洛古布，他是判处他死刑的将军的仆人，被判处死刑的人的母亲，一个梦想谋杀成千上万人的恐怖分子，以及一个宗派农民，他因为追求真理在监狱中度过了数年。这是一个永恒的俄罗斯世界，因为故事中的冲突是永恒的：宗教、自由、暴力、狂热的信仰、爱和牺牲。在莫斯科版托尔斯泰全集中，我找到了关于这个故事是如何写成的描述。这是一个多么绝对的、几乎没有移花接木的忠实于现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斯韦特罗古布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敖德萨被绞死的人，他叫利佐古布，是一个俄国地主的儿子，母亲可能是波兰人，因为她的名字叫杜宁-博尔科夫斯卡。这个故事的结构与俄罗斯的现实交织在一起，无法将它们分开。这是文学与现实融合的千千万万个例子中的一个。
在被俄罗斯或苏联吞并或征服的国家中，人们普遍是把俄罗斯完全视为残酷和罪恶的，这种看法会让俄罗斯人感到惊讶吗，哪怕只是对那些在当前事态下遭受同样残酷的最善良的俄罗斯人来说？
俄国和那些受其桎梏的国家—我特别想到了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悬崖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以波兰为例，打破这个坚硬的偏见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不是因为一种思想，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言而喻的真理—自由是一体的，压迫所有人的恐怖是一体的【译者：这句话不太清楚：if it were not for one thought, one truth more than ever self-evident, that freedom is one, and that terror oppressing all is one】。 工人走上柏林街头，十月波兹南事件，匈牙利起义，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后各国共产党内部的激烈争斗—"铁板一块"的政党只存在于其领导人的讲话中—这一切似乎都是悲剧的、无望的姿态，如果俄国不加入这场战斗，如果不只是波兰、德国或匈牙利的工人、知识分子或农民准备为陈旧的、过时的、经常被篡改和过度使用的自由口号而战。与一百二十年前库斯廷写下这些话时相比，俄罗斯被"比不幸更可怕的沉默"的帷幕所隔绝。但我们知道沃尔库塔叛乱，我们知道大学和高等院校的骚动，我们知道年轻一代极度反苏的情绪，他们的政治意识是在党的二十大期间形成的。【译者：意思不太清楚，可以有多种理解。不过总的来说，是指俄国内部不是只有一种想法，不是只有暴力和服从，也有自由的意志，而如果俄国不能自由，不参与自由的战斗，其它周围的国家也奢谈自由。说到这里，想到暴力和服从竟是在一种人格上，而非暴力和追求自由也是在一种人格上。为什么暴力的人竟然服从，这耐人寻味。】
只要出现思想自由，哪怕是在最狭小的范围内，这种自由就会产生更多自由。正因为如此，只把俄国看成一个"一种狂热--那就是顺从"的国家是片面错误的。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描写了春天里即使在监狱的石头间也努力生长的嫩草。如果没有这种希望，没有战斗意志在俄罗斯没有消亡的希望，没有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为之献身的更自由的生活也能在俄罗斯实现的希望，那么俄罗斯以外国家的一切自由化尝试、一切修正主义尝试，似乎都是溺水者绝望的姿态。
只有这样，那些不仅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堕落的学校，而且还知道它是一个充满斗争和人类之爱人们的世界，只有这样，俄罗斯的朋友们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与一个只有残酷、没有人性的俄罗斯的形象作斗争。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建立起与另一个俄罗斯（它从未停止过存在）失去团结的本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梦想一个未来，而不是诺维德所说的"两块巨石的碰撞、虚无和终极力量的冲突"。
《文化》，1958 年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年12月3日—1924年8月3日），原名约瑟夫夫·泰奥多尔·康拉德·纳文奇·科热日尼奥夫斯基，是一位波兰裔英国小说家，被认为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双亲皆死于政治迫害。他于1874年赴法国当水手，1878年加入英国商船服务，并于1886年归化英国籍。康拉德乃英国文学界里耐人寻味的异客。他周游世界近20年，37岁（1894年）才改行成为作家；在写第一本小说前他仅自学了10多年的英文。康拉德的作品深刻反映了新旧世纪交替对人性的冲击。面对文化与人性的冲突，他并没有提供答案，而是如同哲学家提供思索答案的过程。
虽然他直到二十多岁才流利地说英语，却是一位散文设计大师，把非英语的感性带入了英语文学。康拉德写的小说，许多都是航海题材，描绘人类精神在冷漠的，难以理解的宇宙之中的考验 。
康拉德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主义的先驱 ，尽管他的作品包含19世纪现实主义元素。他的叙事风格和反英雄人物，影响了很多作家。许多电影也都改编自，或灵感来自他的作品。还有不少作家和评论家评论说，康拉德的小说作品，虽然主要写于20世纪头20年，却似乎预示了后来将要发生的世界事件。
康拉德写作时恰逢大英帝国处于巅峰时期，又借鉴了家乡波兰的民族经历，以及他自己在法国和英国商船的经历，创作的小说反映欧洲主导的世界的各方面—包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深刻地探索人类的心理。
他是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年轻时当海员，中年才改行写作。一生共写作13部长篇小说和28部短篇小说，主要作品包括《黑暗的心》（1899年）、《吉姆爷》（1900年）、《间谍》（1907年）等。
《在西方的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是康拉德的一部小说，出版于1911年。故事发生在俄国的圣彼得堡和瑞士的日内瓦，被视为康拉德对在《罪与罚》中所探讨的主题的反应，康拉德因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出名。有人说，这也是康拉德对自己早年生活的反应，他的父亲是被俄国人囚禁的著名革命家，但是，康拉德在十六岁时，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直到几十年后才短暂返回。
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康拉德的主要作品之一，在题材上与《间谍》密切相关。它充满了对革命运动和理想的历史性失败的冷嘲热讽和抵触。康拉德在这本书中，和其他人一样，就生命的非理性、性格的不一性、对无辜者和穷人造成苦难的不公平，以及对我们共同生活者生命的漠视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