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3 论坛与竞争
演说家的诞生：公元前 81-77 年
在西塞罗的职业生涯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罗马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这就是论坛，它大致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是辩护人向陪审团或宣扬某种观点的人向政治家和人民陈述意见的地方，但它也有很多其它用途。如果按现在伦敦人的情况来看，论坛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议会大厦、特拉法加广场、伦敦金融城和购物中心的功能于一身。当时城市生活中的所有服务项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从食品店到性伴侣，应有尽有。
罗马本身对西塞罗这个早年在外省小镇度过的少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迄今为止古代世界最大的城市。如果今天的我们跨越时空来到罗马，假设只凭视觉，我们会觉得罗马很像马格里布的古城，比如马拉喀什、非斯或阿尔及尔的古城。但是，如果我们能听懂拉丁语，就会马上意识到罗马是一座没有公共设施的城市，我们今天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设施（除了通过水渠向城市供水，以及地下下水道）都没有。比如人们只能在白天生活，因为没有街道照明。当夜幕降临时，唯一的光亮来自行人或其仆人随身携带的火把。罗马人都知道晚上待在室内比较安全。
城市规划那时还是一门新兴的项目，因此罗马没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宽阔公路或林荫大道，但是还是有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西塞罗曾对这座城市写到： “它坐落在高山和低谷之中，有高耸入云的楼阁，有远不宽敞的道路，或者说是狭窄小路”。一个城区通常是由一条贯穿于其中的街道来定义的。(法律规定街道至少要有五米宽）。每条街道的尽头都有一个十字路口，其他道路和街区从这里继续蔓延开来。只有中心街道才是陌生人能去的地方。明智的人知道这一点，因为那里是公共空间，中心之外的城市腹地基本上是私人的，不受国家控制，也不安全。
不同的街区从事特定的行业或贸易，当然也有交叉。例如，在阿尔吉莱特姆（Argiletum）可以找到皮革制品，这包括书籍和凉鞋。而苏布拉则以下层生活和妓院闻名。亚汶丁山上有智慧、艺术与科学女神密涅瓦的神庙，是一个艺术家区，就像巴黎的左岸或伦敦的苏荷区。许多剧作家和演员以及诗人都住在这里。在亚汶丁山上生活和工作的艺术家们组成了一个自助机构，为当时和现在一样不稳定的职业提供一定程度的相互保护。这里也是城市中吸引社会失足者和被排斥者的地方，也就是外国人、寡妇和妓女。
罗马人满为患，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住房问题，人们建造了公寓楼，这被称为楼岛（字面意思为 "岛屿"）。这些建筑通常在底层设有商店，大约有五六层，最高可达 20 米。它们通常是豆腐渣工程，经常倒塌。市民（尤其是穷人）面临的其他风险还有火灾和台伯河周期性的洪水泛滥。国家对这些事件几乎不闻不问，唯一的社会干预就是为谷物供应提供保险和补贴。城市里的罗马人可能会遭遇任何事情，但基本不会挨饿。
西塞罗发家致富后，成了一个地主和开发商；在给阿提卡斯的信中，他显得既无忧无虑又贪婪，这也是历代上流社会食利人的特征："我的两间店铺倒塌了，其他店铺也出现了裂缝，连老鼠都搬到别处去了，租户就更不用说了。别人说这是灾难，我甚至不认为这是什么麻烦....，老天爷啊，在我看来这些事情是多么微不足道啊！不过，我们正在实施一项建筑计划......它应该会把这种损失变成利润的来源"。
帕拉丁山和维利亚山是最令人羡艳的地址，但由于空间压力太大，富人的豪宅都建在很小的地块上，花园也不大。全盛时期的西塞罗曾为拥有帕拉丁山上最大的一栋房子而深感自豪。胜利高地（Clivus Victoriae）和帕拉丁高地（Clivus Palatinus）这两条蜿蜒曲折的街道可以容马车从下面的山谷通往上面。这里远离论坛那边喧闹的城市生活。
罗马人基本是务实的，但也有不少理想性的的东西，包括他们认为一个社区的建设是神圣的行为，城市的边界（pomoerium）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据传说，罗马城的边界是建城时由一头白色小母牛和一头公牛拉着的犁划出的一道沟，是神圣的因此禁止跨越。入口只能在犁被抬起的大门，或叫伊努阿（ianua）。士兵不得进入，如果他们进入这个有祭祀意义的围墙后就变成了平民。同样，也不允许在围墙内埋葬死人。
广场是城市的政治、商业和法律中心，同时也是精神中心，是一个比城市本身还要神圣的空间。广场呈长方形，长约 200 米，宽约 75 米，上面铺满了石块。它曾是都城（朱庇特神庙所在的城堡）和帕拉丁山丘之间的一片沼泽地。今天，这里已成为一片杂草丛生、石块瓦砾的废墟，只有几根幸运的石柱幸存下来，让人回想起古罗马的岁月。不过，只要有想象力和一本导游手册，就不难在脑海中重现公元前 81 年年轻的西塞罗作为辩护律师首次出庭时的场景。
从公元前 78 年起，国家档案馆（Tabularium）的高大外墙就位于都城山的悬崖一侧。从面向它的观察者的角度看，前面是康科德神庙（Concordia），左侧是土星神庙及其宽阔的前院，它的功能是国库。在罗马人的观念中，宗教与日常生活并不分离，神庙经常被用于商业和国家事务目的。
右侧是元老院和集会场（Comitium），为政治活动提供场所。议长的演讲台矗立在集会场的外沿。讲坛上装饰着 338 年海战中缴获的船艏，整个讲坛用拉丁语命名为 "Rostra"。
广场长的那边有两座柱廊式大厅，分别是富尔维亚-艾米利亚大教堂（Basilica Fulvia Aemilia）和森普罗尼娅大教堂（Basilica Sempronia）。这两座大厅由建造它们的大家族负责维护和翻新，里面有商店和会议室。穿过森普罗尼娅大殿再往前走，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神庙（或称卡斯托尔神庙）矗立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平台下有两排放债人的摊位--最接近现代的银行。神庙门廊前有一个大型演讲台，这座建筑也是一个政治会议场所，元老院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附近的奥雷利姆法庭（Tribunal Aurelium）是一个四周有台阶的石台，法律有关会议在这里召开，当年西塞罗要在台阶上对陪审团进行宣讲。案件在论坛广场各处室外进行，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冬。
在广场的石板下面有一个地下道网络（现在依然如此）。角斗士们就是在这些地道中等待，然后在临时搭建的木制竞技场上进行角斗，每逢节日和假日，竞技场上都会上演各种各样的精彩表演。
论坛的远端被一组宗教建筑所封闭，其中有一座圆形的维斯塔神庙，她是炉灶女神。神庙外的一座大房子里住着六名恪守贞洁的自由身女子，即维斯塔圣女，她们在这里守护着一束永恒的火焰。她们被选来时的年龄在六到十岁之间，服务期为三十年。如果她们违背誓言（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就会被活埋在城外，而她们的情人则会在集会场上被鞭打致死。圣女象征性地嫁给了首席教宗（pontifex maximus，这个头衔后来被基督教教皇拿去了）。
首席教宗主持最高宗教委员会—教宗学院，负责组织国教。主教团还负责制定日历，决定节日和公共假期的日期，也负责记录每年的主要事件，即 "年鉴"。总之，它的任务是管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主教住在国家宫殿（domus publica）里，与圣女院毗邻。附近还有一个有个名字奢侈的建筑叫宫殿（regia），这是几百年前国王统治城市时建造的一个小房子。宫内有各种圣物，还存放着年鉴和官方日历。
共和国晚期的政治根植于对罗马人身份的深刻意识，以及对 "祖先的习俗"（mos maiorum）的承诺。这种意识体现在论坛广场的布局和结构中。无论是在城市传奇的过去，还是在更近的历史时期，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发生过重大事件。
在广场中央，一堵矮墙环绕着一个水潭，水潭附近有三棵植物：一棵葡萄树、一棵无花果树和一棵橄榄树。这就是库尔提乌斯池，在罗马的早期的一天，这里曾突然出现一道鸿沟。人们赶紧去看《西庇阿书》，这是一部古代希腊语六音节神谕文集，罗马人在国家危机时会参考它的预言。书中建议，只有把罗马人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扔进去才能合上。而且从合上那天起，大地会生产出它所吸收的大量东西。人们把糕点和银子扔进了洞里，但洞口一直敞开着。这时，一位名叫马库斯-库尔提乌斯的年轻骑兵告诉元老院，他已经找到了谜底：罗马最珍视的是士兵的勇气。他全副武装地骑在战马上，飞快地冲进裂缝，人群又向他投掷牲畜、珍贵织物和其他贵重物品。最后，大地合拢了。另一种说法是，库尔提乌斯是敌方的萨宾人，他的战马淹死在当时的沼泽地里。最可信（也最不奇特）的说法是，一位名叫库尔提乌斯的执政官在该地区遭到雷击后，用栅栏将水池围了起来，并将其供奉起来。但对于普通罗马人来说，历史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水池是这座城市过去的神圣象征。
在富尔维亚-艾米利亚大教堂（Basilica Fulvia Aemilia）旁边，矗立着一座供奉克洛阿西娜维纳斯（Venus Cloacina）的小神龛，神龛正下方有一条巨大的地下水渠--马克西马水渠（Cloaca Maxima）—它从从论坛广场下方流过（水渠至今犹存）。很久以前，罗马士兵和萨宾士兵要交战，他们在这里放下武器，用桃金娘树枝净化自己。起因是：罗马人面临人口危机，绑架了邻近萨宾部落的一些妇女，给自己人提供更多的妻子，于是双方就吵起来了。几码之外是所谓城市的肚脐（umbilicus Romae）；这里被认为是城市的中心，也是活人世界通过地面上的一个深坑与阴间接触的地方。集历史性和神圣性于一体的最重要场所是集会场旁边的黑石（尼格青石）。这是一座供奉火神的古老圣殿，附近就是传说中罗马创始人罗穆卢斯遇刺的地点。
不仅论坛是神圣的，在那里进行的大多数活动也是神圣的。政治生活乃至私人生活都受到宗教规则、程序、预测和预兆的制约。宗教与其说是一套个人信仰，不如说是与神的期望相一致的精确规定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受过教育的人不太相信宗教教义的字面真实性，而更相信传统的模糊有效性。
这种传统的基本主张是，没有神的认可，就不能开展任何人类事业。这既适用于家庭，也适用于国家事务。神通过自然现象来揭示他们的愿望或意图。神迹包括鸟的飞翔或歌唱、动物的活动以及雷电。随口说出的词语或短语也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西塞罗作为律师的工作场所--罗马广场的平面图。断线表示的建筑物位置与现在不同。审判在露天进行，主审法官坐在平台上，陪审团坐在附近。
参议院平面图。主持会议的领事在大门对面的讲台上主持会议。前任领事坐在前排。
这张图再现了西塞罗时代罗马广场的主要特征。广场上挤满了雕像，这里有一个祭坛，那里有一个神龛，集会场附近有历史画，还有一个石制律师平台，以及临时看台和告示牌等杂物。
奥古尔学院拥有对这些神迹唯一的解释权。(与教宗学院一样，它也由罗马建制中的重要人物组成，西塞罗在其职业生涯末期也成了它的成员）。一个奥古尔成员会划出一个长方形的空间，称为 templum（这是"神庙 "一词的由来），在那里进行观测。在一些地方被永久性的划出，其中一个就位于都城山的城堡上。来自东方（通常在奥古尔的左侧）的征兆被认为是有利的，而来自西方的征兆则是不利的。此外，伊特鲁里亚的占卜者（或称 haruspices）经常被叫到罗马来解释明显的超自然事件，并根据对献祭动物内脏的检查作出判断。
神圣性渗透到年历中，年历根据宗教框架控制政治和法律程序。日历分为十二栏，每一天都标有 "F "或 "N"，取决于这一天是 "fastus "还是 “nefastus"--吉日还是凶日，合法还是非法。在前者那些天，人们可以做生意，法院可以开庭，农民可以开始耕种或收割庄稼，后者需要避讳。特别幸运的日子会标上 C（comitialis），这意味着民众集会可以举行。有些日子被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甚至不允许举行宗教仪式：这些日子包括Kalends（一个月的第一天）、Nones（Ides的前九天）、Ides（一个月的第十三天或第十五天）之后的日子，以及国家灾难的纪念日。
如果某天是 "凶日"，神灵就会对人门劳累忌讳（尽管允许人们继续已经开始的工作）。更复杂的是，有些日子部分是幸运的，部分是不幸运的。根据在安提乌姆发现的石刻日历，109 天为 "不吉日"，192 天为 "吉日"，11 天为 "凶吉混合日"。罗马一年中还有许多节日或公共假日（其中一些是一次性活动，例如，由于需要赎罪或亵渎神灵）。某些公共节日的日期直到最后一刻才由管理日历的祭司和官员确定。
政教合一为学院和政客的操纵和欺骗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凯撒大帝在担任第一任执政官期间的同事马库斯-卡尔普尼乌斯-比布卢斯曾试图通过躲进自己的房子 "观察天象 "来使凯撒的所有立法失效，从理论上讲，这一举动使所有政治活动都停止了。民众集会有时会被阻止举行，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宣布集会日为 "禁日"。
公共和宗教仪式都是按照精确的语言形式进行的，主持者的任何失误都会被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整个仪式都必须重复。在公共生活中，人们尽力避免意外事件或行为被视为不吉利。内战期间有一次很有名，凯撒在非洲海岸下船时被绊倒，摔了个四脚朝天。他凭借随机应变的才能，张开双臂拥抱大地，以此象征征服。他灵机一动，将一个可怕的失败预兆变成了胜利。
西塞罗在学生时代就对论坛非常熟悉。但后来，马略和苏拉的动荡统治让他感到震惊，于是他远离了公共生活。在 80 年代后半期，他阅读和写作，研究文学和哲学，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并练习公开演讲。他的目标是 "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在论坛上学习这门职业，而是尽可能在进入论坛时已经是训练有素"。其他雄心勃勃的年轻上层罗马人在 20 岁出头时就开始尝试做辩护人，争取政治支持，并普遍受到关注；但西塞罗暂时尽量保持沉默，不引人注意。
公元前81 年的夏天，禁令结束，生活开始恢复正常。苏拉将注意力转向了政治改革。他的基本思想是防止两类政治家的统治，他认为这两类政治家几乎摧毁了共和国。第一类是激进的护民官，如格拉古兄弟，他们对土地改革有着危险的痴迷。第二类是有权有势的将军，他们愿意率领自己忠诚的军队攻打罗马，换句话说，就是和他自己很像的人。他决心阻止另一个苏拉没收国家。
他扩大了元老院的权力和规模。任命了 300 到 400 名新成员，还提高了财务官（Quaestor）的配额，并引入了他们依职权成为编外参议员的规则（ex officio）。为了防止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过早掌权，他对任职者设定了严格的年龄限制。虽然也有丑闻性的例外，但这是包括西塞罗和凯撒在内的年轻一代必须遵守的基本模式。
护民官失去了很多权力：他们绕过参议院向市民大会提交立法的权利被取消了。更严重的是，他们被禁止担任任何其他公职。护民官不再能快速推进政治生涯。
为控制海外民选官员，引入了新的规则。参议院负责分配各省的任命，并确保最危险的野心勃勃的政客不会担任最敏感的总督职务。总督的任期通常只有一年，新的叛国罪法对总督的行为做出了规定。他们不得擅自发动战争、离开自己的省份或带兵进入别人的省份。除少数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外，总督们都遵守了这些规定。
西塞罗非常赞同苏拉的目的，但不赞同他的手段；他认为独裁者 "在一项声誉卓著的事业中赢得了一场不光彩的胜利"。秩序恢复后，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这不仅意味着宪法得以延续，也意味着他终于可以安全地回到论坛，开始他的律师生涯了。那一年，他 25 岁。
我们不知道这位缺乏经验的律师是如何赢得他的第一份辩护状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利用了家族的客户网络，找到了一些由于某种原因对资深律师缺乏吸引力的案件。他的第一份现存演讲稿可追溯到 公元前81 年；这是为某位 叫Publius Quinctius 的人进行的辩护，这个人与亡兄的商业伙伴就外阿尔卑斯高卢一个养牛场的所有权发生了复杂的争执。西塞罗作为一个有前途的新人受到关注，他的嗓音虽然有力，但却刺耳且未经训练，过度使用会让他的嗓音变得紧张。
他一生都饱受出场前夜紧张的折磨。他承认
就我个人而言，当我开始演讲时总是非常紧张。每次演讲，我都觉得自己在接受别人的评判，不仅是对我的能力的评判，也是对我的品格和荣誉的评判。我害怕自己的承诺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这意味着我完全不负责任；我也害怕自己的承诺低于自己的能力，这意味着我缺乏诚意和漠不关心。
人们知道，他至少有一次是完全崩溃了。演讲结束后，他会对演讲稿进行修改和润色，然后以一种有时可能与原稿大相径庭的形式公开。有几次，他发表的演讲稿根本就没有在庭上做过。
恶意的批评者描绘了一幅糟糕的图景。公元前43 年，一位同时代对西塞罗的方法进行了抨击（可能是后来一位帝国历史学家编造的），虽然这是谩骂式的抨击，不能太当真，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为什么，你总是战战兢兢地来到法庭，就像要参加角斗一样，用温顺而半死不活的声音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请假....，你以为人不知道，你从来没有做过你发表过的那些精彩的演说，而是事后写出来的，就像工匠用泥土塑造将军和骑兵首领一样吗？
但是在80 年，西塞罗因一个案子声名鹊起。在接手此案之前，他肯定犹豫过，因为它涉及独裁者随从的腐败问题。由于害怕苏拉众所周知的报复心理，著名的法律界人士都拒绝参与此事。这个胆小的年轻人需要一些勇气才能接受这份辩护状。
他的委托人是塞克斯图斯-罗斯库斯（Sextus Roscius），他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的父亲。这是自取缔死刑以来对死罪的首次审判。西塞罗向陪审团陈述的故事，让人们看到了都城的重大事件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罗斯库斯的父亲是一位罗马北部山城亚美利亚富裕的农民，在前一年的夏秋某天访问了罗马。一天晚上，他从一个晚宴上走回来，在一个公共浴场附近被人袭击杀害。与此同时，他的儿子正在亚美利亚的家中照看家族产业。
受害者与两名亚美利亚（Amerians）同胞之间存在着宿怨。根据西塞罗的说法，这两个人中的一个碰巧在罗马，于是立即派人向另一个报信，告知罗斯库斯父亲的死讯。这个人把消息传给了苏拉的宠臣、有权势的自由人克雷索戈纳斯，当时他正带着军队在亚美利亚以北 100 英里处驻扎。为了得到罗斯库斯的巨额财产，克雷索戈纳斯设计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阴谋。
当年的放逐名单已于公元前 81 年 6 月 1 日截止，但克里索戈努斯安排将罗斯库乌斯父亲的名字补录进去，尽管后者是一个著名的保守派。结果，罗斯库乌斯父亲的所有财产都被没收并公开拍卖。虽然那些财产价值 600 万塞斯特，但克里索戈努斯只花了区区 2000 塞斯特就得以购入。其中一个亚美利亚人从战利品中分得了罗斯库斯父亲的一些土地。剩下的归克里索戈努斯所有，他任命另一个亚美利亚人做他的代理人和业务经理。
这件事在亚美利亚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罗斯库斯的父亲在亚美利亚一直是受人尊敬的人物，于是一个公民代表团被派往苏拉处投诉。但是其中一名被指控的密谋者被任命为代表团成员，他确保代表团无法获得独裁者的亲自接见。相反，他们见到了克里索戈努斯，后者向他们做出了他们所要求的保证：他会将罗斯库乌斯父亲的名字从放逐名单中删除，并帮助他的儿子重新获得死者的财产。
这为密谋者赢得了一些时间，但他们的承诺显然迟早要兑现，而且要让人看到他们兑现了承诺。如果小罗斯库斯在此期间出了意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并不难，因为他现在孤立无援，身无分文，处境脆弱。在经历了不止一次的生命威胁之后，他意识到离开亚美利亚才是明智之举，于是他一路向南，来到了相对安全的罗马。
罗斯库斯人逃走了，这对克雷索戈纳斯和他的同伙们来说是个挫败，他们决定采取更大胆的行动。事实上，如果他们想保住自己的利益，也几乎别无选择。父子俩的关系一直不好（连西塞罗也承认这一点），于是他们做安排使得年轻人被控弑父。这是控告书中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也是罗马法律规定的为数不多的可判处死刑的罪行之一。行刑的方式极其令人不快。一位古代法律权威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说，"根据我们祖先的习俗，弑妻者应被血红的棍棒殴打，与一只狗（希腊人和罗马人鄙视的动物）、一只公鸡（与弑妻者一样没有任何感情）、一条毒蛇（据说毒蛇的母亲在毒蛇出生时就死了）和一只猿猴（人的漫画）一起缝在一个皮袋里，然后将皮袋扔进大海或河流深处"。
很难判断对罗斯库斯的指控有多大的说服力。与西塞罗在法庭的所有演讲一样，对方的论据没有留存下来--有时（尽管不是在这次）甚至连判决书也丢失了。从整体上看，西塞罗讲述的故事是前后一致的。关于谋杀的最可能的解释是罗斯库斯是深夜抢劫案的受害者，这在一个没有警察和路灯的城市是可信的，而他在亚美利亚的敌人则趁机利用了这一点；或者是他们自己安排的暗杀。
西塞罗的演讲似乎是以缜密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其戏剧性效果更多来自于其大胆的结构而非证据。他首先驳斥了弑父的指控。然后，他采取攻势，目标是摧毁这两个亚美利亚人的人格，并将谋杀罪名扣在他们头上。最后，他对独裁者的宠臣克里索戈努斯及其非罗马式的过分生活方式发起了全面攻击，人们可以想象法庭上的惊呼声。西塞罗的论让人们认识到，克里索戈努斯才是真正的恶棍。
“他从帕拉丁山上的宅邸下来，"西塞罗在像老鹰一样俯冲杀向猎物之前，有板有眼地说道。"他在郊区拥有一处令人愉悦的乡间别墅，在城市附近也有一些上好的农场。他的家里摆满了昂贵的金、银、铜制科林斯式和德利安式餐具，包括他最近在拍卖会上高价买下的那个著名的高压锅，以至于当人们听到叫价时，还以为是在出售一座庄园。这还不是全部。你认为他拥有多少压花银器、地毯和被套、画像、雕像和大理石？当然，在这个暴乱和掠夺的时代，他从许多名门望族那里抢来的，能堆满一栋房子的东西也不少。"西塞罗绝对是一个天才的性格杀手，他最后说："陪审团的先生们，请看看他本人。你们看，他是如何梳着优雅的发型，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在广场上飘来飘去，一个被罗马市民簇拥着的前奴隶，你们看，他是如何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要优越，只有他一个人富有、有权势。"
法庭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罗斯库斯被无罪释放。(遗憾的是，这场戏剧里的人物的后来没有记载）。西塞罗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举跻身罗马演说家的前列。然而，这一成就并非没有风险。
西塞罗坚称他并不是在攻击苏拉，因为苏拉（他声称）对此案一无所知，但很难不将这篇演讲解读为对政权的批判。如果独裁者愿意，他完全可以对这个无礼的年轻辩护人进行报复。不久之后，西塞罗又接手了另一起带有政治色彩的案件，一名来自阿尔雷提姆（Arretium）的妇女质疑苏拉取消了她的罗马公民身份，西塞罗的这一举动使他的冒犯雪上加霜。
无论如何，独裁者没有对西塞罗采取任何行动。也许他懒得干预这种小事；此外他开始对行使权力失去兴趣，并在第二年退出了私人生活。
西塞罗为罗斯库斯辩护的主要成果是之后得到大量的辩护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接二连三地向法庭提交案件--他回忆说，"忙得身上有午夜油的味道"。他很快就因过度劳累而痛苦不堪。
不过，他还是抽出时间找了个妻子。这将有助于他生活稳定并增加经济收入，如果选择得当，还能扩大他的政治关系。似乎是在 79 年前后，27 岁的西塞罗娶了特伦蒂亚。她比他年轻得多，出身富裕，也许来自贵族家庭，因为带来了 48万 塞斯特塞的嫁妆。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刚好超出进入骑士团所需的 40 万塞斯特。她还拥有树林和牧场，可能就在西塞罗位于图斯库伦的别墅附近。人们对她的背景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法比娅是一位圣女。正如普鲁塔克所言，她性格坚强：”泰伦提亚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退缩的女人；她天性大胆、精力充沛、野心勃勃"。西塞罗自己也说，"她更愿意参与他的公共生活，而不是与他分担家庭责任"。
传统的罗马婚礼是一场华丽的盛宴，旨在彰显新娘从父亲的家神保护下转移到丈夫家神的保护下。最初，这意味着新娘从父亲的权威转到丈夫的权威，但在共和国末期，妇女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独立，新娘在形式上仍由其血缘家庭的监护人照顾。如果出现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分歧，这意味着她的利益更容易得到保护。尽管丈夫有义务偿还妻子的嫁妆，但离婚是容易的、经常的，而且往往是双方同意的。
新娘在家中身着白色外衣，由一条特殊的腰带束起，她的丈夫随后要来解开腰带。她头戴火焰色面纱。她的头发用人造发片精心梳理成六束，并用丝带固定在一起。新郎来到她父亲家，握住她的右手，确认他的忠贞誓言。在中庭或附近的神龛中献祭一只动物（通常是母羊或猪），并指定一名奥古尔（Augur）检查内脏并宣布吉祥。之后，一对新人交换誓言，婚姻就此结束。两家人参加婚宴，最后举行仪式，假装绑架，试图将新娘从母亲怀中拖走。
然后，新娘手持象征家庭主妇职责的纺锤和簸箕，组成一支队伍，前往夫家。她牵着一个父母健在的孩子的手，另一个孩子挥舞着山楂火把走在前面开路。游行队伍中的所有人都笑了起来，并对这对幸福的夫妇开起了荤段子。
当新娘到达新家时，她在门前抹上油和猪油，并用羊毛装饰大门。她的丈夫已先到了，在里面等着她，并问她的名字。因为罗马妇女没有姓氏，只能以名字或中间名称呼，所以她用一句固定的话回答道：”无论你在哪里，卡厄斯（Caius），我都是卡厄（Caia）"。然后，她被抬过门槛。丈夫解开了妻子外衣的腰带，这时客人们才谨慎地退去。第二天早上，她穿上已婚妇女的传统服装，向新的家神献祭。
到了共和国晚期，这种复杂的仪式对老练的罗马人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简单得多的仪式，就像今天许多人在登记处结婚一样。男方问女方是否愿意成为女主人（materfamilias），女方回答愿意。反过来，女主人问男主人是否愿意成为男主人，男主人回答愿意后，这对夫妇便结为夫妻。
正如西塞罗与泰伦提亚结婚的确切日期不确定一样，他们婚礼的风格也不为人知。也许这位年轻的外省人，这位来自阿尔皮诺姆的新人，怀着对罗马过去的感情和被社会接受的渴望，选择了传统。另一方面，持怀疑态度的菲尔赫莱纳人可能会抵制毫无意义的浮华。遗憾的是，没有丝毫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图莉娅的出生日期也不得而知。虽然她成为了父亲的掌上明珠，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孩的到来并不值得庆祝，甚至也不会引起注意。她可能出生于 75 或 76 年，但也可能更早。
79 年，西塞罗与一群朋友一起出国，在地中海东部进行了长时间的游览，由于婚礼似乎也是在那一年举行的，所以他是把妻子留在了家中。罗马人很少带妻子出国旅行。西塞罗的情感生活仍然以学生时代结交的男性朋友为中心。
从表面上看，西塞罗在他的事业刚刚起步时就决定离开罗马，实在令人费解。人们窃窃私语，说他害怕苏拉的报复，或者更可信的说法是克里索戈努斯的报复，因为罗斯库斯被判无罪。但总的来说，这似乎不太可能。苏拉已经完成了他的改革工作，现在正临近退休；如果我们相信普鲁塔克的话，那么他将重温年轻时的放荡生活，但只能再度过几个令人不齿的娱乐的月份。
西塞罗出国旅行的真正动机是为了恢复突然垮掉的健康。他的身体并不强壮，这时身体瘦弱，体重不足，消化不良，一天下来只能勉强吞下一些清淡的食物。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需要时间来恢复体力。无论如何，这是他自己的解释，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回忆说：
当时，我非常瘦削，也不强壮，脖子又细又长，这样的体质和外貌，如果再加上辛勤工作和肺部劳累，被认为几乎会危及生命。爱我的人更加担心，因为我说话总是没有停顿和变化，用尽全身的力气。当朋友和医生恳求我放弃在法庭上演讲时，我觉得我宁愿冒任何风险，也不愿放弃作为演讲者成名的希望。我认为，通过更加克制和适度地使用嗓音以及不同的演讲方式，我既能避免危险，又能使我的演讲风格更加丰富多彩；而我去亚洲的原因就是为了改变我的演讲方式。就这样，当我有了两年的接案经验，我的名字也已在论坛上家喻户晓时，我离开了罗马。
如果说休养生息是他旅行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也抓住机会加深了自己的专业训练。经过多年的学习，西塞罗对自己的技巧并不满意；他的表达不够流畅，演说效果有时显得紧张和做作。他拜访了多位著名或时髦的修辞学教师，并且从未忘记他所认为修辞学应有的道德纬度，还花时间进行基本的哲学研究。
一起去的有他的弟弟昆图斯（Quintus），他个子不高，性格暴躁，还有他的堂弟卢修斯-西塞罗（Lucius Cicero），他比西塞罗小得多，他的叔叔早逝，断送了自己前途无量的事业。两位昔日的同窗好友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和马库斯-普皮乌斯-皮索也加入了这个友好的团队。他们在雅典待了六个月，游览了很多地方。
他们抵达雅典后不久，就被带入了距离雅典几英里远的埃莱乌西斯（Eleusis）的神秘宗教中，这对从小把宗教视为一系列规则和社会仪式的罗马人来说肯定是个不小的冲击。神秘仪式的核心是净化和生育节；参加者目睹了某种死亡与重生的精神重演，包括进入冥界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西塞罗被这种体验深深地震撼了，他认为在雅典人对文明的所有贡献中，这些超凡脱俗的仪式是最伟大的。在他生命即将结束时，他在《论法律》一书中写道："我们从这些仪式中学到了生命的开端" "我们不仅获得了快乐生活的能力" “也获得了带着美好希望死去的能力"。
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希腊哲学，以及在他看来，希腊哲学与演讲艺术之间的重要联系。他在三十多年后撰写的《论至善与至恶》（De finibus）是一系列哲学对话，其中一段回忆了他在雅典的逗留。对话者是柏拉图在雅典游历时的同伴，背景是学园，橄榄树林中有一个体育馆或运动场，柏拉图曾在此任教，学园后来成为一所研究哲学和修辞学的大学。上午，年轻人在学院院长阿斯卡隆的安提阿哥斯的课堂上听课，下午，他们在花园里散步，享受这里的宁静。
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西塞罗 "计划是，如果他最终被剥夺了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他将退休到雅典，远离法律和政治，在这里安静地追求哲学，度过他的一生"。事实上，虽然多年来他确实不时被迫退休，这种情况却从未发生过。但是，如果他不去雅典，他就会让雅典来找他。他后来在塔斯库鲁姆的家中重新创建了学院，为知识分子的辩论和冥想提供了大厅和散步场所，并建造了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基地--"莱西姆"（Lyceum）。
79 年秋，西塞罗离开雅典前往小亚细亚。在罗得岛（Rhodes），他曾在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脚下短暂坐下停留。更重要的是，他向一位杰出的修辞学家阿波罗尼乌斯-莫隆请教，他曾在罗马听过两次这位修辞学家的演讲，他的风格比他在亚洲大陆的那些华丽的对手要内敛得多。他为西塞罗提供了所需的技术再培训。据西塞罗后来回忆，
莫隆不仅是真实案件中的辩护者（与理论练习不同）和令人钦佩的作家，而且是优秀的法官和错误批评家，也是一位非常明智的老师和顾问……两年后，我回到家里，不仅经验更丰富了，而且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过度紧张的嗓音消失了，我的风格也可以说变得温和了，我的肺更强壮了，我也不那么瘦了。
78 年，苏拉去世的消息传来，西塞罗对自己人身安全的担忧也随之消失。根据新规定，两年后他就可以踏上政治阶梯的第一级，竞选财务官（ Quaestor）。他决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参选。如果当选，他将在第二年任职，届时他将年满 30 岁。公元前77 年时，他回到罗马，在论坛重建自己的法律事业，并筹划他的第一次政治竞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