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师
社交平台上，对于西方的左右派，人们经常互掐，友谊的小船随时掀翻。左派和右派们都认为自己是自由价值的捍卫者，可却吵个不停，为啥呢？来看看伯林是如何说的吧。
以赛亚·伯林，出生于拉脱维亚的犹太人家庭，20世纪英国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学家，他有两大著名理论：一是多元价值论；二是两种自由的划分。
先说说他的自由观。
他说：“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他只是解释自由众多含义中的两种：negative freedom和positive freedom，中文一般翻译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支持“消极自由”的人，一般被认为是右派，因为他们更偏好自然演进；而支持“积极自由”的，则是左派，因为他们更偏好人为建构。
伯林说，“消极自由”回答的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如果别人阻止我做我本来能够做的事，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干涉地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至某种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说是被强制的，或者说，是处于被奴役状态的。”因此，消极自由的英文是“free from”，简单来说就是摆脱障碍的自由。即，我想做什么你别拦着，你让我自己选择就好了（哪怕我选了一个错误，你也不要拦着），选择的范围越大，自由就越大。在这里，消极自由与实现目标的能力无关，如果你有选择的机会，但你自己没有实现目标的能力，那你也是自由的，只是你没有实现它而已。当然，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一定的强制是必要的，比如，当一个人明显面临危险，要掉到河里淹死了，或要葬身火海了，这时候就有必要强制他的行为了。
“积极自由”回答的是：free to，即人不仅有摆脱障碍的自由，还有用理性来实现目标的自由。按照柏拉图主义，人的内心有两个自我，一个代表“高级的本性”，是真实的、理想的和自律的自我，是懂得算计并旨在使自己长期得到满足的自我。另一个代表“低级的本性”，追求即时快乐，这个自我受汹涌的欲望和激情的冲击。因此，人应该在理性的指引下追求“真实”的自我。而要实现这种自我，人除了需要有选择的机会外，还需要有一定的能力，即需要有积极自由。
伯林认为：
一方面，这两种自由都是正当的，无所谓高下，无论你是想追求高远的理想，或者是追求啥也不干的即时行乐地生活，都是可以的，只要是你自己想要的。为什么呢？伯林说，因为一个人作为理性与意志的拥有者，当他构想目标并希望实现目标时，受到的阻力太多了，以至于常常被这些力量碾压。比如，一个人希望得到权力、幸福、知识等，但他很可能没有能力得到，这时他为了避免挫折而收回一些目标，通过放弃来克服道路上的障碍，这应该是被允许的，这正是人的自由权利。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想“成功”，而想“躺平”，这是完全正当的。但如果一个人希望成功并且去努力拼搏，那自然也是正当的。但不管哪种选择，都应该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不能由他者决定，不论这个他者是他的父母、政党或国家。
因此，无论是说年轻人是不愿脱长衫的孔乙己，好高骛远；还是说年轻人选择上香太佛系，都是对自由权利的干涉。
另一方面，需要警惕两种自由被扭曲和滥用。
首先，消极自由不可能没有限度。因为，社会上那么多人，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无限选择，最后必然导致每个人都无法选择的混乱。换言之，如果消极自由没有限度，人们会从自由出发，最终却将自己锁死。
不同的人以及人的不同阶段，对于自由的要求程度也是不同的。对很多人来说，某个时期，自由并不是第一需要。“埃及农夫对于衣物或医疗的需要的确超过个人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不同的，只能说农夫今天需要的只是最低限度的自由，他明天就有可能需要更大程度的自由了，农夫和教授、艺术家、百万富翁的自由是相同的东西”。萨特也说过，自由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因为，自由意味着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要承受选择的后果。米兰·昆德拉说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也是这个意思。
而且，人类追求的价值并非仅仅只有自由。除了自由，人类珍视的价值还有很多，如公正、安全、平等、良知、爱、、、为了保障这些价值，人们也愿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自由，以换来社会平等，维持社会安全与稳定，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国家机器的存在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为了供养国家机器，需要向国民强制征税，这种强制是必要的。但伯林强调，要明确：这是为了别的价值如稳定、公正、平等而作的让步，是个人自由的牺牲，换来的是平等和爱，这两者并不能相抵。这种牺牲要时刻牢记，并把它限定在最小的程度上。也就是说，不会因为别的价值的满足而改变自由被牺牲的事实。如若不然，就是混淆了不同的价值，就会被人钻空子。只有厘清不同的价值，才能坚持公私领域的界限，才能保证公权不能进入私人领域，也才能防止有人假借其它价值的名义侵害人们的自由。
至于公与私的界线如何划分？伯林说肯定是有分歧的，但必须给自由保留最小范围的领地，只要入侵了最小保留地，就是专制。这块最小的保留地至少包括：“坚持宗教、言论与财产必须受到保障”。“这种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一个人不经殊死搏斗便不能放弃的，是他的人性的本质”。换言之，任何政权，都需要维持公民个人最低限度的自由，即宗教、言论和财产自由，如果剥夺它们，公民是会进行“殊死搏斗”的，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没有了。
其次，伯林强调，积极自由的滥用和扭曲更加需要警惕。因为，积极自由的滥用和扭曲更具欺骗性。比如，某人告诉你，“因为你幼稚无知，不能理解自己真实的、理想的自我，而我们懂的比你多，我们知道该怎样做是对你比较好的，这种好是长远的、全面的、实质的，或许你一下子看不到，但今后你会看到”。又比如说，“为了你和全社会的幸福、安全、公平、、、，需要你牺牲你的自由，我们可以给你勋章、给你补偿，你其实得到的更多、、、”，他引用了康德的话：“没有人能强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家长制是可以想象的最大的专制主义”。伯林在这里说透了：积极自由稍不留神，就会滑入专制。过度的积极自由，就是以自由的名义反自由，实质都是对人的强制，而强制的极端就是专制奴役，所有独裁者都是以实现他人自由的名义让他人成为烈士的。
总之，伯林认为，两种自由都是正当的，无所谓高下，不能简单地以左右论正确与谬误，关键是两者不能滥用和扭曲。
如此看来，社交平台上左派和右派们之所以吵个不停，是因为概念不清，自诩左或右的，其实都是忽左忽右，左右交织，最后极左极右。比如，强调消极自由，原本是右，但若把消极自由推过头，过度强调个人欲望的满足和个性解放，就滥用和扭曲了消极自由，从右变成了极左，从有限理性变为绝对理性。而支持积极自由，原本是左，但若把积极自由推过头，则将不同价值混为一团，将公权伸入私域，最终导致从自由出发，却抵达了专制，从左变成了极右，从进步变成了落后。
极左和极右殊途同归，但很多人浑然不觉。
伯林的第二大理论是多元价值论，它是理解伯林两种自由理论的关键。
在思想界，一元价值论是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种价值，或者说，人们追求的价值形式可能是多样的，但这些价值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最后都会归到一种价值上。也就是说，表面多样的价值是可以用同一把评价尺度来衡量或排序的，从而找到一种最高的价值。比如，对于“什么是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有且只有唯一的答案。这种观点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思想核心。一直以来，一元价值论有着巨大的魅力，因为它给予了人们美好的憧憬，让人们的心灵有盼头。用伯林的话说，“无论对于理智还是情感，这种观念都是一种深刻的满足”。此前，尼采等人早就批驳了这种对人类理性的极度乐观，认为这是人类把自己当作了上帝，必然导致理性的变异，哈耶克则说这是人类致命的自负。
伯林则认为，对于“什么是美好生活”这个问题，世俗的人类理性无法给出唯一的且最高的答案（以前是由宗教给的），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的是多元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安全、快乐、、、而且这些价值之间是“不可公度的”，不能换算，都是终极价值，没法互相比较而论高低。
有人会说，不对呀，多元价值不就是相对主义嘛，按你的意思，那人类就没有价值共识了吗？我可以随便宣称一个观念，宣传一种思想，比如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来为我的战争行为辩护，为我的专制辩护吗？当然不能。别误解伯林，他的多元主义绝对不是相对主义。
伯林的多元价值是有条件的，第一，价值是有客观性的，不是由主观随意构造的（欲以牺牲个人自由打造乌托邦就是荒谬的，无论它叫什么主义）。第二，价值的多元性并不是无限的，人类价值具有最低限度的共通性。比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是人类的基本共识。第三，多元价值不可公度是指人们对于价值的排序不同。
那么，如何处理不可公度的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呢？比如，到底应该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自由和平等面临冲突时怎么办？伯林并没有给出方案，他认为这正是人类的困境。
事实上，自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以来，自由与保守，社会发展是人为建构还是自然演进？或者兼而有之？它们的程度该如何界定？一代代思想家，左的和右的，来回不断漂移站队、激烈辩论，都没有给出确定的统一的结论。
因此，尽管人类百年来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现在又搞出了ChatGpt，但人类的冲突与纷争、战乱与流血，仍然周期性发生，无法消弭。或许，人类现有的智慧还不足以解决这一困境，还需等待心灵的终极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