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校友如何拯救了菲茨杰拉德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

川普正在惩罚常青藤大学，说他们对反犹言论限制不力，普林斯顿据说要被削减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资金2亿，哥伦比亚大学4亿，宾州大学1.75亿，哈佛几个亿正在研究。

总之，红脖子上台了，终于扬眉吐气了。本来就看不上这些精英，搞些他们根本不懂的项目，养尊处优，现在正好拿走（不过，他们自己拿不到什么，只是给马斯克之流减税）。

其次，他们说，这些学校都养了不少极左人士，不对，即使是右派也不行：只要不忠心于川普和MAGA的都是要惩罚的对象，直到他们都低头认罪，态度毕恭毕敬才行，这是新常态，不能适应的就赶紧走，去加拿大、欧洲或者亚洲。

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信箱里收到最新一期的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心情有些微微的惆怅和对往日的怀恋。不过，也只能看情况之后怎么演变了。

其中的一篇文章，讲《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如何在作者生前并未受到太大好评，之后则经校友抢救，这本小说才得以成为名著的故事。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部小说。它有些过于戏剧性，人物的语言、想法和结局都有些夸张，很适合搬上舞台拍成电影。但也许这正是它的成功之处呢。我仔细想想看，还是觉得蛮不错的。闭上眼睛，那些人物还是栩栩如生。

不论怎样，让我们读读这些历史吧。

作者：Elyse Graham ’普林斯顿07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普林斯顿大学档案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是在1917年普林斯顿毕业的。在20世纪40年代初，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正处于他所谓的 “失败时期”。在那个十年里的第一年，菲茨杰拉德所有书籍的总销量——从《人间天堂》到《了不起的盖茨比》——仅为72本。（之后他变得很有名，但也是昙花一现）。学术界对他的关注少得可怜，就像一顶顶针一样微不足道。当菲茨杰拉德在 1940 年 12 月44岁因心脏病去世的时候——世界对这位作家的评价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文学上的流星，年轻时光芒四射，但随着属于他的时代结束而迅速黯淡，在爵士时代享有盛名，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公众有太多其它烦恼，不再关心那些有关女郎和香槟的故事。

他随英年早逝，但批评家们说，残酷的是，因为他活得足够长，亲眼目睹了自己年轻时的希望破灭。在他 40 岁生日时，《纽约邮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特写，将他描绘成一个已经过气的酒鬼，知道自己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只作为一个象征着他那一代人失败的符号而令人感兴趣：

“那记者问他，现在他对那些他在《人间天堂》中记录的爵士狂热、杜松子酒狂热的一代人有何感想。他们表现如何？他们在世界上站得住脚吗？

“‘我为什么要操心他们呢？’他问道，‘我自己难道没有足够的烦恼吗？你和我一样清楚他们发生了什么。有些人成了经纪人，跳楼自杀。另一些人成了银行家，开枪自杀。还有一些人成了报纸记者。还有少数人成了成功的小说家。’他的脸抽搐了一下。

“‘成功的小说家！’他喊道，‘哦，我的上帝，成功的小说家！’他蹒跚地走到高柜前，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

如果任由世界来评判，或许这仍然是他的遗产：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其作品偶尔被学者引用，但不是读者或批评家关心的对象。正如一位杰出的图书馆员曾经说过的那样，大多数书很少被阅读。

但艺术伟大殿堂的评判权并不完全掌握在世界手中。有时，普林斯顿人会出手纠正世界的错误。

今年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 100 周年。尽管如今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荣誉加身——经常被列入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名单，在学校课堂上是必读书目，还被改编成电影和百老汇音乐剧——但它在文学经典中的地位要归功于他母校的一群学生、教授和校友们的英勇努力。尽管他一度被遗忘，但普林斯顿人将菲茨杰拉德视为他们的桂冠诗人，并保持他的火焰燃烧足够长的时间，让世界认识到他作品的持久价值。

像他一样甚至更好的艺术家——莫扎特就是一个例子——菲茨杰拉德死于贫困。他住在洛杉矶女友的公寓里，酗酒过度，靠写剧本勉强维持生计。在他致命心脏病发作时，他正在阅读一期《普林斯顿校友周报》。【这倒是让我此刻读着《普林斯顿校友周报》有些忐忑不安。】

参加他葬礼的只有 30 人。报纸报道了他的死讯，但讲述的是一个年轻才华被浪费的悲剧故事：“大致上，他的职业生涯开始并终结于 20 年代，”《纽约时报》说，“他辉煌职业生涯的无限可能性从未实现。”

“可怜的斯科特”，欧内斯特·海明威这样评价他，可以说这个标签就此粘在了世界上。可怜的斯科特，以一个艺术家最糟糕的方式死去：死得太早，却又晚到足以看到自己被遗忘。

阿瑟·米泽纳 ’30 *34，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菲茨杰拉德去世三年后，一位名叫阿瑟·米泽纳 普大’30 *34 的学者——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取得了博士学位，但还没有获得永久教职——在普林斯顿图书馆当杂工，而这个图书馆从菲茨杰拉德的遗产中拿到了他的一些文件。米泽纳接手整理这些文件的工作。

在整理过程中，米泽纳被这位作家深深吸引，他决定成为他的粉丝，正如文学历史学家威廉·安德森在 1974 年对菲茨杰拉德接受度的研究中所写。直到那时，米泽纳一直专注于早期现代文学；他的论文是关于 17 世纪的诗歌。不再如此了。他开始接连发表关于菲茨杰拉德的文章，认为他应该在美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菲茨杰拉德成熟的作品中，”他写道，“有一种普鲁斯特式的对感受和态度的细致回忆，这些感受和态度构成了当时的生活经历；最终，无论是从历史角度把握的事件，还是嵌入其中的个人回忆，都笼罩着一种悲悯的光芒，一种对自己一部分无法挽回的悲悯。”

1951 年，米泽纳出版了关于这位作家的第一本传记《天堂的另一面》。

这些文件能出现在图书馆，是因为普林斯顿英语系的教授威尔德·索普 *普大1926 的策划。索普于 1926 年加入教职员工，他认为这位已故作家的文件是一笔被忽视的财富。唯一可能也相信它们有价值的人可能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了，因为正如一位学者尖刻地评论的，在当时没有人会押注菲茨杰拉德有不朽名声的情况下，他仔细保存了自己所有的草稿、校样和信件。

约翰·比格斯 1918 年，普林斯顿大学档案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菲茨杰拉德去世时，他的遗产几乎配不上他的这个名字：一些保险金、一点现金和一套被认为毫无价值的文学版权。遗产的执行人，约翰·比格斯 1918 年，是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的室友，喜欢菲茨杰拉德这个人，但他和世界一样，对他的写作评价并不高。他认为出售菲茨杰拉德的文件至少能为他的继承人带来一点收入，但菲茨杰拉德的女儿拒绝了，她写道：“如果那图书馆认为这些东西值 0.5 美元或 10,000 美元，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我无法忍受与它分离。”但索普知道，战争是靠一步一步赢得的，以后没准儿她就同意了。于是他提出暂时将文件存放在普林斯顿。她同意了。

在他的回忆录中，为菲茨杰拉德的出版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工作的古籍经销商大卫·兰德尔说，他想出价购买这些文件，但被他的老板阻止了，因为他的老板认为他只是在对幸存的家庭施舍。普林斯顿出价 1,000 美元。（并非大学里的每个人都喜欢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当兰德尔告诉一位普林斯顿历史教授 1,000 美元是一个很低的出价时，“我被尖锐地提醒说，普林斯顿不是慈善机构，它的图书馆也不是为了支持那些该死的、来自中西部的二流文人的贫困遗孀而设立的。”）

1950 年——经过索普坚持近十年的谈判后——普林斯顿将支付 2,500 美元，使其对这些文件的临时保管权永久化。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美国政府发起了一项奇怪的战时倡议，在菲茨杰拉德的文学复兴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军方与出版业合作，于 1942 年成立了一个战时书籍委员会，其董事会成员来自顶级出版高管，为海外服役军人选择免费书籍。一旦选定，这些书籍将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印刷，即武装服务版。这种书小到可以放进口袋，它们是在新闻纸上印刷的，这意味着它们的制作成本非常低。

委员会选了菲茨杰拉德的两本书用于这个系列：《像钻石一样大的财富》及其他故事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什么选择这些书？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出版商是向委员会提供书名的人，也许斯克里布纳提供了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这样它就可以履行战时职责，而不会放弃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又或许委员会的畅销小说已经用完了，或者它认为《盖茨比》的背景——一个战后繁荣到极点的时期——会鼓舞那些期待新战后时期的年轻男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