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与孔雀同在一匹马背上

徐老师

米兰·昆德拉的《无知》是一本很薄的小说，讲述几个人的回归与逃离。作者沿袭了一贯喜欢的音乐复调风格，好几条线索相互交叉，时空倒错，于历史转换的背景下，通过小人物的惨淡际遇追问人生，解构社会生活，文笔忧伤、细腻而隐晦，有点像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于浪漫中见犀利。

女主人公伊莱娜十七岁时为了逃脱强势母亲的控制，跟着一个男人来到法国，那是1968年，她的祖国捷克被苏联军人一夜之间占领。

古斯塔夫，伊莱娜在前夫马丁去世后的瑞典男友。伊莱娜本以为是自己的脸庞和身体让这个男人沉醉，可“一直在逃避妻子、逃避女人的古斯塔夫在她这里寻觅的，并非一场艳遇，一次青春的重新勃发，或是一种感官的解放，他要的只是休息。”作为一个妈宝男，古斯塔夫恰恰只有在与伊莱娜母亲的一次不伦之欢中，才释放了自己。

可见，在男女关系中，相爱或相悦的两人常常对彼此的认知是错位的。其实，这种错位不仅仅发生在爱情中，在其它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认知错位是经常发生的，这是人性的局限和弱点。

约瑟夫，一个离异单身医生，伊莱娜的梦中情人。“那是在布拉格，她当时跟一帮朋友在酒吧，他是她朋友的朋友，眼睛一直盯着她。他们的爱情故事还未来得及开始就断了。她为此遗憾不已，这是一道从未愈合的创伤。”两人在回归布拉格的机场邂逅，伊莱娜激动不已，但其实，约瑟夫压根就没有认出她。但他仍然给她留下了电话，因为，她友好、娇媚、令人愉快。

激情交欢后，真相揭开，伊莱娜梦碎一地。

“情色关系可以充满整个成年生活。但是如果这段生活太长，厌倦会不会在体力衰退之前，就扼杀兴奋的能力？因为在第一次、第十次、第一百次、第一千次或第一万次交欢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何处是这一重复行为变得刻板、或是滑稽、甚至不可能的界限？如果逾越了这界限，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将会如何？会消失吗？或是相反，情人会把他们生活中的性爱期当作真正爱情的野蛮的史前时期？”“爱情（伟大的爱情、唯一的爱情）的概念，有可能也产生于我们的时间的严格的限制。我们得早早死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说到底，情色与爱情不是一回事。情色情色，必须有色，没色，不叫情色；而色，必然是递减直至消失的。白头偕老，起初是人们美好的愿望，最后靠的是各种考量，跟情色无关了。而爱情，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是彼此激发，一同成长，是不断有新东西给予对方，这必然是极小的概率，对双方极高的要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会长存。

亲情和友情呢？

约瑟夫当年的出走是主动的。他还记得，当年他在回家的路上，望着在苏联人来后突然满街飘扬的红旗而心悸，“也许挂旗的人有违自己的信仰，由于谨慎，还有一种隐约的恐惧，但是，他们总还是自愿的，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们，也没有人威胁他们。他在老家门前停下车。在他哥哥住的三楼，一面大旗，红得可怕，在闪耀。他没有下车，而是待在车里，凝视良久，然后驱车离开。他对自己说，人生只有一次，他想到别处生活。”

任何苦难都是有自身的原因的，有的民族有的人群，就是会多次跌入同一道深渊。

可悲的是，流亡的人，无论在别处，还是回归，遇到的都是自己始料未及的生存困境。

伊莱娜以为自己已经是法国人了，以为与法国闺蜜的友情已经坚不可摧，可对方却极力劝她回归，人们对流亡者的同情是有时效的，当岁月将感情吹散，你仍然不会是他们中的一员。

而当伊莱娜回归，与昔日的闺蜜相聚时，她们对伊莱娜带去的1982年波尔多陈酿没有丝毫惊喜，也没有任何人对她的这二十年有兴趣，她们说：“我们还是喜欢啤酒”。伊莱娜回归的祖国，“白天向她展现的是她失去的天堂，而夜晚则是她逃离的地狱”。

人类的共情其实很肤浅，人类很容易遗忘。

约瑟夫与哥嫂团聚。看到曾经信仰共产主义的哥嫂将天鹅绒革命后归还的家族全部财产理所当然地独自据为己有，约瑟夫早有心理准备，但嫂子连他珍爱的友人赠送的画作也不肯归还，约瑟夫知道了：他和亲人之间的情分，已然随岁月而去。

绝大多数人一生都是抓不住重点的，对于什么最珍贵，他们是茫然无感的，只有到垂垂老矣，才会有些许感悟，可时光不会倒流。

国家与社会呢？

“在这个世纪（笔者注：指20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二十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

第一个二十年，1918~1938，从国家独立到德国入侵；第二个二十年，1948~1968，从加入莫斯科阵营到布拉格之春；第三个二十年，1968~1989，从苏军入侵布拉格到天鹅绒革命。

二十年轮回一次，是不是有点太频繁了啊？这是因为人们无知还是遗忘？或者遗忘就是无知？

“不管有多可怕，法西斯专政总归会随着独裁者的灭亡而倒台，人们总算有点指望。可是，以无边的俄罗斯文明为支撑的共产主义，对于波兰，对于匈牙利（且不谈爱沙尼亚）来说，则是没有尽头的黑洞。独裁者是会灭亡的，但俄罗斯是永存的。我们逃离的国家所遇到的灾难，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

作为捷克人，米兰·昆德拉对苏式的totalitarianism刻骨铭心。

“欧洲的共产主义之火恰好在法国大革命之火燃烧后整整两百年才熄灭。其中有着某种巧合，意味深长。但巧合的含义究竟何在？我们该怎么去称呼横跨这两个重大日子的凯旋门呢？叫欧洲两大革命凯旋门？还是叫最伟大的革命至最终复辟的凯旋门？”

古斯塔夫·勒庞100年前在《乌合之众》中说：“为了用经验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戴他们的民族损失惨重，需要在50年里来上两次破坏性试验。”他说的是法国大革命。

我无比同情当下的乌克兰人民。

米兰·昆德拉近乎残酷地揭示了现代人类在爱情、亲情、友情、乡愁等情感中的虚假表象及它们在现代社会的尴尬境遇，从而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人与人之间愈加疏离与隔膜，信任的消失，精神家园正在日益荒芜。

其实，早有哲学家们洞悉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比昆德拉早近一百年，尼采就喊出：“上帝死了，是被人类自己杀死的”，揭示在上帝祛魅后，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

尼采的结论是，上帝死后，人生的真相是虚无。只有认识了人生的无意义，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获得快乐。

萨特是尼采的后继者，喊出“存在就是虚无”。既然存在就是虚无，那么，人就必然也必须是自由的，没有什么能够将人束缚住，人应该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样子。可在社会生活中，这面临两大困境：一是，自由意味着选择，而选择，意味着需要承受其后果，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这就使得totalitarianism有了社会心理基础；二是，每个人的自由权之间是有冲突的。“他人即地狱”说的是，人人都想成为主体，都想把他者当作客体，都想在他者的承认下获得自由，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人类纷争不可避免的缘由，也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这一哲学观点也是日后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理论的基础，这是后话。

米兰·昆德拉是用文学语言向前辈哲学大师致敬。

米兰·昆德拉被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可与马尔克斯比肩，虽然获得过众多奖项，包括卡夫卡奖，却一直与诺奖无缘。诺奖已经给存在主义大师萨特颁过了，昆德拉估计是没希望了，但这不重要，人类的无知轮回已经为大师编织了最沉甸的奖章。

互联网上，观点极化是常态，左与右，激进与保守，没法调和。比如，为了堕胎的事，美国人吵得不可开交。胎儿的人权与妇女的身体自由权谁大？各说各的理，谁也无法说服谁。按照20世纪西方视角主义观点，上述现象是典型的“后真相”现象。它说的是，上帝祛魅后，人类根本就不可能确定地存在一个绝对真相了。人们能看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truth”。人们不是看到了“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

胎儿和女性的自由权，由于人们对外部世界赋予的意义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真相”。

这正是现代人不可解脱的精神困境。

“尽管发射了那一枚枚令人惊诧的火箭，人在宇宙上还是走不了多远。人的生命之短促使天空成为一个黑罩，人的脑袋总是要被撞得粉碎，重又落回凡有生命的一切都在吃，也有可能被吃掉的地球上。”

21世纪，科学昌明，财富激增，但人类仍旧无法消弭贫穷、不公、环境污染和战争，无法摆脱熵增；人类深感生命有限，对死亡感到恐惧和悲凉，但人类意识中“永恒”的概念挥之不去，因此，人们讴歌世间各种美好，想象人类精神的永恒。

小说结尾，引用了捷克诗人扬·斯卡采尔的诗句：

“死人与孔雀同在一匹马背上。”

文学家用比哲学家生动的文字，诠释了有限与永恒。

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终结，但在某个刹那，每个生命都会如孔雀般绚烂。

刹那，就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