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师
工业时代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次飞跃，这个飞跃的起点是人类宇宙观的变化，经济史意义上，称为从农业时代转向工业时代；文明史意义上，则称为从古代转向现代。
古代（农业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知之甚少，所有的财富和必需品都来自土地，也就是靠天吃饭，物质生活匮乏。因此，人类非常敬畏自然，信仰超验之物即各种神灵，由此形成的信仰体系就是宗教，人们的尊严和荣耀都凝聚在宗教信仰中。这样的时代，无疑是以精神取向为主的。
人类走出古代始于欧洲。欧洲从14世纪开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形成一整套不同于古代的思想体系，获得了进入现代社会的思想发动机。由此，工业革命、新大陆发现、英法革命、美国独立等一系列事件得以催生，这些标志着人类步入现代（工业时代）。
这一思想体系的源头是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宇宙的普遍本质，是世界的绝对真实。人们通过感官认识的知识只能称为“意见”，唯有超越现实世界，依靠纯粹的思维才能把握事物的原型，获得真知识。理念是先验的、永恒的、普遍的，它存在于人们的灵魂之中，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过是理念的复制品。
柏拉图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的理论帮助人类认识自己的理性，强调人类可以且只能依据理性来认识宇宙的本质。
所谓理性，对应于感性，指的是人能够通过分析、推理、判断，而非依表象、直觉、情绪而对问题得出结论。
理念论经过文艺复兴被发展为柏拉图主义（也称为历史进步主义），它指导人们认识到：人类是需要且可以不断进步的。柏拉图主义奠定了人类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指引人类完成了认知上的古今之转型：
一是，人类开始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待宇宙。在古代，人类的宇宙观是整体观，即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嵌在自然世界中，依赖大自然，凭借直接的自然经验生活，人类的时间观和历史观是循环的。比如，一天日出日落；一年四季轮回；王朝由兴而盛，盛极而衰，衰而又兴、、、古代人是与国家（城邦）绑在一起的，国是扩大的家。理念论意味着人类将自身从自然世界中分离出来，不再是自然不可分割的部分，人类成为主体，自然世界成为了可以改造的客体。这一转变带动了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和工商业文明的巨大发展，而后者的成果反过来又有力地验证了这一宇宙观。从此，人类的时间观和历史观都不再是循环的，而是线性展开的，是指向未来的矢量。人类相信，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
二是，在上述宇宙观的变化下，人对自我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是古代那种“共同体人”，而变成了“个体人”，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孤立的人”。工业时代的人们开始大规模流动，个人与群体不再不可分割，个人从社群关系中分离出来，成为高度自主的个体；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不再是古希腊时的城邦，也不是罗马时的帝国，而是由独立存在的个体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政治共同体。这也意味着，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尊重个性等以个体理性为核心的价值必然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
启蒙运动将柏拉图主义进一步将理性被推到至高的地步，发展成为理性主义。人们倾向于认为，所有事物都是可知的，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答，理性是最高的价值准则。在理性主义指引下，科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很多在过去被人类视为神秘的现象，在现代都得到了清晰地解释，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由于科学可观察、可验证、可质疑、可修正，上帝祛魅了。
基督教顺应了人类的思想巨变，抛却蒙昧狂热，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动力，这是宗教与理性首次找到了平衡。
理性主义旗帜下，人类短短几百年创造了远超以往世代总和的物质财富，人类文明从古代向现代的演进。人类福祉实现了飞跃。
然而，现代化热潮下，人类社会的取向也开始悄然从精神转向了物质。现代福祉背后的隐患天然存在于现代化本身，随着现代化而逐渐展开，这就是所谓现代性危机。当然，在后现代来临之前，绝大多数人对此是浑然不觉的。
早在19世纪，尼采就说：“上帝死了，是人类自己杀死的”。同时代的人不懂，以为是疯话。哲人的目光总是超越现实的。
上帝祛魅后，马克斯·韦伯最早研究了现代性问题，他提出，人类理性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重性，两者需要统一，前者是价值判断，后者是事实判断。价值理性回答“应该如何”，即偏好，并以此判断目标且探寻目标的意义。工具理性也称为科学理性，它是对事实进行描述，回答“是什么”，进而为实现目标提供最优的工具和方案。韦伯是想解决上帝祛魅后的价值虚无，但这并不容易。
在古代，人们的价值偏好是高度统一的，宗教是默认的选择，代表神圣和正道，人类的精神是寄托于神灵的，因此古人的价值偏好是确定的，是超验的信仰，它不需要验证。
而现代人，就有点麻烦：上帝祛魅后，价值判断失去了确定性。由于人们不再相信超验之物，因而其价值偏好必然变得多元且难以排序。你认为自由是最高价值，他可能觉得公平更重要，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答案。而事实判断是辨别真假，它是可以确证的，一加一只能等于二。这样一来，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必然大行其道，全面碾压价值理性，甚至淹没或取代价值理性。
事实也证明了上述观点，20世纪是人类欢乐与悲伤交织的时代。一方面，科学高歌猛进；另一方面，现代文明最发达的欧洲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人类互相残杀，亿万生灵涂炭。
从20世纪下半叶起到21世纪，人类科学理性达到巅峰。
一方面，科技与资本成为创造财富的源泉，经济不再遵循时间、地域和周期的逻辑，而是遵循科技与资本的逻辑。本来由人类发明和控制的科技与资本，由于自身的活力，注定会摆脱人类的控制而自行其是。别以为我这是危言耸听，各位只要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就会发现，今天科技和资本已经侵蚀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充斥了生活的每个细节，主导了整个人类的走向。你以为你自己的生活是经过你自己选择的，其实你的脑子每天都在被各种广告架构，润物细无声，你自认为的“高品质生活”，其背后都是科技与资本的逻辑，也是物质的逻辑。至于性交易、各种骄奢淫逸，无非是人或权力的物化。
在这一逻辑下，产能过剩成为全球性现象。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产品，商场天天打折促销，“计划性淘汰”成为当今各种工业品普遍遵循的一条设计原则，即人为设定产品的使用寿命，以引导人们不断更新，物欲不断膨胀。现代经济学将人类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视为一种恒定的经济规律，然而，人类的真实需求其实是很有限的，无限的只是人的欲望。圣雄甘地早就说过：“地球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就物质总量而言，现代社会的供给已经远远大于人类需求，现代经济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人的欲望逻辑而非需求逻辑。
科技与资本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的边界，成为现代政治正当性的主要来源。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超出了国家的驾驭能力，所有国家（政府）无不以发展作为目标，否则它就会失去合法性。
另一方面，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和人民在饥荒中挣扎，蛋糕做大后，世界贫困现象并未消弭，国与国之间仍然为资源而纷争，身份政治引发认同危机，这些都传导出的现代价值理性的多元、失序与不确定。
在古代，人类的宇宙观尚未将主体与客体完全分离，宇宙和圣灵尚被视为理性之源，因而人类理性与信仰存在某种内在一致性。换言之，古人的信仰更接近整体理性，而非个体理性。
而现代人类，从对上帝的信仰变为了人的理性，这意味着整体理性转向了个体理性。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大众文化这些现代社会生活的底层逻辑都是人的理性，如果放在宏观范围上去看，它们都是遵循个体理性原则运行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现代文明愈发展，人类福祉愈增进，人类的欲望就愈膨胀，个体理性就愈发达；而个体理性愈发达，人们的个体价值偏好愈分离，人类的整体价值愈加失去准则和确定性，在上帝祛魅后，所有意义失去了确定性来源。人的欲望被包装成各种精美的现代价值（比如，人权、自由、个性解放、自我设计与实现等），不同的人，价值排序各异，这恐怕就是尼采说的“上帝已死”的深意。
不管如何论证，信仰与理性毕竟不是一个维度的概念，信仰不能被理性来证明。换言之，信仰与理性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或者说一个逻辑断裂，因此，很多相信科学的人，难以接受宗教，更不明白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晚年信仰宗教。这个问题，大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也纠结了一生。他发现：依靠科学验证和逻辑推理来求证信仰、探寻意义是不可能的。科学解决不了人的价值偏好差异，解决不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身心矛盾。托尔斯泰就曾说：“科学与意义无关，因为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本身提供不了任何答案”。其实，信仰无需被理性证明，克尔凯郭尔最后的结论是：“你只有纵身一跃”，才能跨越鸿沟。
自现代社会以来，人类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就没有停止过。亚当·斯密一生最有名的著作有两本：《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但正如上面所述原因，大多数人只知道前者而对后者知之甚少，现代社会迅速接受了《国富论》的市场原理，而《道德情操论》的精神原则却被漠然。自19世纪下半叶，各路思想理论如现象学、存在主义、生命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等思潮，都对理性主义提出质疑，都强调了人的意志、本能、情感、欲望等对人的精神认知的作用，都是试图跳出理性主义的框架去探寻人生的意义。
人类精神取向时代注重的是务虚和无用之用，其主题是信仰、道德和艺术；而物质取向时代注重的是务实和有用之用，其主题是科技、资本和大众文化。在后现代，政治家的治国方略需讨好选民的眼前利益，否则拿不到选票；企业家的战略规划要探究消费者的口味，否则会失去市场；文化产品的立意要迎合大众审美，甚至标题和篇幅都要符合人们简单快捷的诉求，否则点击率或票房就必然惨淡。
社会整体上，“公地悲剧”、“囚徒困境”、“搭便车”、“三个和尚没水喝”，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是普遍现象，都显示了人性的天然缺陷和理性悖论。
认知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大进步，但人毕竟是一种充满情感和灵性的动物，人的感性比理性更加丰富。在人的意识深处，物质的满足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但凡满足了温饱的人都知道：物欲满足的刺激其边际效应是递减的，最后会消失，追问生命的意义才是人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冲动。
本文绝不是否认理性的作用和意义，更不是否认现代文明，现代人类生活已经全面世俗化，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再回到中世纪的神本主义。事实上，今天世界仍然有很多地区和人民挣扎在前现代，尚未有理性之光照耀，现代文明仍然是他们的向往目标。
本文旨在于后现代的维度上提供一个思考视角：在观察理性正面的同时，我们有必要看到它的背面。在人类拥有广阔生存空间，彼此尚不构成威胁时，个人理性主义是创造和创新的思想来源，引导着现代文明前行。而当人类来到人满为患，彼此构成生存威胁的后现代，人类应该在保持理性和灵魂救赎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平衡，否则，可能会无止境地挣扎在创造中，异化在自我实现（网络新词叫内卷）里。
灵魂是否真的存在？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只能说我相信它存在。又或许，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如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等，可为人类理解灵魂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期待懂科学的人的解答。
据说马斯克要将芯片植入人脑，实现人机结合，或许他会在科技意义上成功，但我相信，人的灵魂是不可能“植入”的，只能自我救赎。
未来已来，君子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