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德川幕府晚期，阳明学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很多对日本近现代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都是阳明学信徒，包括西乡隆盛，福泽谕吉，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重要人物，他们或学习过王阳明的《传习录》，或对阳明学非常推崇。
很多文章据此说，阳明学导致了明治维新。是这样的吗？
恰恰相反，明治维新是由于这些信奉阳明学的人及早发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阳明学不灵了，甚至他们熟悉的兰学，即荷兰的东西也不行了，因而快速转向英美学习。
我们看看福泽谕吉这个例子。
福泽谕吉的老爹是儒学家，他自己呢？“起初非常厌倦读书，到了14-15岁的时候，由于周边环境的压力，他才开始学习。不久，他的能力逐渐积累，渐渐地开始阅读各种汉文书籍。”
其后，由于世态变化，他开始学习兰学，即荷兰的东西，并成立学堂教兰学。
通过几次参加海外使团的经历，福泽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回国后，他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开始了对西学的启蒙运动。当时，他曾作为官员提倡幕府机构的改革，但在1868年（庆应4年）后，便将兰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专心从事教育活动。这就是庆应大学的前身。
我们看看福泽谕吉对王阳明这位大儒所继承的孔孟圣人的看法。
“（孔孟）把人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而不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至于要把他们的学说实施于政治上，我认为也有很大弊病。”
显然福泽谕吉是不想当这种圣人的。在这段文字出现的《文明论概略》一书里，他的思想可以说是走向了之前他学习的儒家思想的反面。清朝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福泽谕吉说的正相反，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提高民智。文明进步靠人民，不靠个别英雄圣人；最重要最优先的任务是解决人民的文明和自尊的问题，其次是政治制度，最后才是铁路、洋房、军器。也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文明才是最重要的，是要拿来的，为体的，西方的技术倒是次要的，是为用的。” 相反，清国最怕的就是人民忘“本”，但这个“本”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又不能这么说，于是就美其名曰是反对全面西化。但日本人西化了吗？你去日本看一看，比中国还东方，你又怎么能说这是全盘西化？又怎么能说日本人“忘本”？
福泽谕吉的这本《文明论》强调的是“群体精神文明论”。其最重要的价值，是摒弃了所谓个人做圣人这样的理念。进步是群体文明的进步。尤其是精神的进步，他倡导的是学习看不见的文明精神。他尤其痛恨精神上的复古，也就是把做圣人、提高个人道德作为复兴的方法。而这是王阳明、曾国藩等没有跳出的境界。他认为，文明的精神是群体决定的，提高群体的精神水平是关键，而非个别英雄人物。他说，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得志的极少，多数以唏嘘叹息，牢骚不平了此一生。孔孟之所以不被重用，不是春秋诸侯的罪过，而是「时势」：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是圣人眼里的人下人的水平，因此不能理解这些圣人人上人的思想，他们也不在乎这些圣人是否受到重用，所以圣人得不到重用理所当然。
而且，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尊，不把人当人，只会阿谀奉承，尔虞我诈，学而优则仕、做圣人又能如何呢？没有学识、没有财富、没有能力的人只要附庸上有权势的人，穿上相应的服饰，喊上几句适当的口号，就可以把学富五车、腰缠万贯、辛勤工作的人踢倒在地、游街示众、或者反锁家门。清人朝思暮想的“朝为田头郎，夕蹬天子堂”，提倡的是人上人而不把人当人的观念，最后当然会落得个“朝为人上人，夕为人下人”的下场。
福泽谕吉的思想反对孔孟之道的身份制度。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没有独立精神的社会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推崇。在《劝学篇》中他还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
福泽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著名著作《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十七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今天，与阳明心学相似的一种叫做心法的人生哲学非常流行，这是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所倡导的。心学和心法二者都强调精神的作用。心法为什么“卷土重来”？
任何一门学问，都有自己的长处，因此不能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心学也一样。但同时任何事也有自己的短处，那就是不一定与时代的脉搏相符，也就是说，它不一定总是时代最需要的东西。在明治维新那个历史转折点上，日本最需要的是福泽谕吉的思想。如果日本当时不做明治维新，坚持孔孟，那就跟清朝一样，被逼打开国门，割地赔款，也不可能后来进入列强，虽然走入歧途，但经过二战失败后，又能很快拥抱现代价值，成为现代文明国家。
同样，如果一个社会某时的风气是阿谀奉承、尔虞我诈、指鹿为马、人无尊严，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就只能是自欺欺人，顶多修身养性，对人对己都作用不大。而稻盛和夫的心法，是在一个现代文明、现代制度下的新心学，它不是让人做圣人，做人上人的心学，而是认识到个人有尊严、有自由从而有无限潜力通过精神发挥作用，并通过与其他人的合作、与自然和谐共时共赢。
东方禅学和现代量子理论给人的启示是世界是多相的，因此要心怀多相，“见机行事”。清朝人嘴上大谈具有弹性的禅学，实际上刚愎自用，固步自封。日本人见机行事，在明治维新的同时继续禅学神学，脱亚入欧脱的是粗陋，留下来的是精致，并且精益求精。
思想必须是不断去粗取精，博取众长，而不是盲目自信、固步自封、那样就永无进步。美国人对历史没有那么自信，一个多世纪以来总是战战兢兢，生怕站不稳第一的位置，难道有什么伤害？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封闭的池塘不论怎么打扮，还是臭水坑。思想必须在博取众长的情况下，螺旋式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