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与做主
最近疫情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情况，以前政府动员居家，社会怨声载道；现在放开了，政府不像原来那样大包大揽了，在自由和可能的感染之间，老百姓主动选择了“清零”。以前需要政府苦口婆心的劝导打疫苗，最后竟然出现部分机构为完成政府下达的指标，需要给接种者送钱，即使这样也是应者聊聊；现在放开了，在传说中的副作用和可能的感染之间，老百姓的选择不言而喻，现在打疫苗需要耐心排队。
这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民众素质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懂得如何选择可以趋利避害，不需要政府事无巨细的指导。政府原来为民做主的旧式思维无疑存在着较大问题，不仅事倍功半，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豫剧《七品芝麻官》有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虽然是句戏词儿，但是这一理念却在中国官场存在了数千年，那些自诩为好官的当权者无不把为民做主当作自己努力的信条。衙门上高悬的“爱民如子”招牌，就是很好的体现。然而这种思维如今已经不合时宜了，新时代的人民不再需要发号施令的“父母官”，而是需要把服务落到实处的“公仆”。为此，政府应该摒弃为民做主的旧式思维，让民做主才是未来的主旋律。
首先，让民做主就需要政府改变观念。有些官员对民众的素质估计过低，把他们当成不懂事的孩子，进行严格的管教和事无巨细的指点。如果说因为受教育程度低下和获取信息渠道不畅，古代普通老百姓对事务判断存在一定问题，上述思维和理念还有其存在的土壤，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信息获取的多元化，民众素质已经普遍提高，就个体而言，很多人的综合素质和格局不亚于在位的官员，这种情况下由官员决定老百姓的行为，要求一切行动依然听从组织安排，显然不合时宜。退一万步讲，目前社会的关系也发生巨大转变，以前孩子归父母私有，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个人的一切均由父母安排，婚姻由父母包办，现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已经不再是这种从属关系，双方平等，各有不同的义务和责任。很多传统观念已经发生变化，政府也应该摒弃为民做主的旧式思维。
其次，让民做主需要充分分享信息。决策者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做出决定，需要各方面的真实信息。同样的道理，让老百姓自己做主，就需要让其获得各方面的信息。比如这次疫情，既需要让吴尊友和梁万年介绍他们的观点，也应该允许想张文宏这样的专家分享其信息，这样老百姓做出的决策才能相对准确，也才能为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
再次，让民做主需要政策的制定相对透明，执行要有过渡过程。法律和政策在现代社会中至关重要，法律的制定有个酝酿的过程，但是政策却并非如此，往往在没有特别预兆的情况下就抛出来，让社会和市场难以适应。让民做主就应该让老百姓提前了解可能的政策转变，以便事先做好相应的准备和预判。这次从严格动态清零到完全躺平，没有任何征兆，让老百姓蒙圈，造成了比较大的动荡。对房地产和教育培训产业的整治也是一招变脸，让市场猝不及防，造成这些行业断崖式的下滑，社会财富大幅缩水。
最后，让民做主需要政府牢固树立并坚守法制观念。对于社会和市场的普通参与者而言，享有“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权利，但是作为特殊角色的政府则要坚守“法无授权即禁止”的信条。要严格约束自己依法行事，绝不能超远法律的授权肆意妄为。
还有就是要对市场有敬畏之心，不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遵从市场规律，减少人为干预。科学原理和市场规律不因人们意志而转移，也不会因为政治不同而改变。与客观规律掰腕子，相信人定胜天，不但不会赢，反而会输得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