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城市，让我感觉最深的并不是它们的名胜古迹，而是那些三四层高的，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一般民宅。它们高大厚实，随处可见，和中国城市里改革开放之前那些比比皆是-至今还有不少的低矮单薄的平房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让我知道欧洲平民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享有的富足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叶，仍然离中国人相当的遥远。
这首先可以归咎于欧洲君王的大度和中国皇帝的小气。欧洲君王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宫殿和庄园，但也不介意其臣民过上富足敦实的日子。中国的皇帝则不然，不论自己过得多美，对其臣民的好日子都分外眼红。即使是富庶的江浙一带，民宅也是非常的保守，因为太招摇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再比如，英王的猎场在十八、十九世纪就已成为公园，而老佛爷的园子却只能自个儿享用。中国皇帝的这种小气，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安全，“宁与外邦，不与家奴”，因为给外邦可以扬自己的声势，给家奴则会让他们减少对自己的依赖。
中西官民生活之所以如此不同，更根本的原因，是对人态度的差异。中国皇帝或者当官的，都觉得自己才是人，别人不是。这种只有当“人上人才是人”的观念，造成“苟富贵，必相忘”。不忘的也只有自己的亲朋狗友，绝非那些和自己从前一样的穷苦人。人并没有公认的天赋尊严，而是像工蚁一样，都是为一小撮人上人服务的。
这样的境界，一直无法得以超越。朝代更换、周而复始，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有了变化。那一年邓小平说：你是人，你有改善你生活条件的愿望，我不能否认这一点，所以我允许你去致富。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化。它对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深远的影响。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期间，那永不停歇的建筑工地，告诉人们人类改善自身生活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只要给他们靠劳动致富的自由，他们就可以不懈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境遇。
这道理虽然简单，但中国的传统思想并不认同。孔子经常在教诲中把富足与道德对立起来，不厌其烦的讲述贫富和礼仪的关系。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贫而乐，富而好礼”。话虽然动听，但把二者说得那么矛盾就是不让人有追求富足生活的正当性。富裕不比贫困更可能导致道德败坏，贫穷也不比富裕更可能导致道德高尚。而且，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把人的境界提的太高，最后达到的无非就是把一些人当人，其他人不当人的作用。所谓“学而优则仕”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学好了当官才是人，否则不是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蹬天子堂”是众人的梦想，而不是想着只要是个人就应该有尊严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也就一直是“非主即奴”的社会。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要求的都是“均贫富”，但是人民依然穷困，社会依然贫富不均。这是必然的，因为人民如果没有追求财富的自由，就不会尽最大可能创造财富，整个社会就会贫困，而在这种贫困的背景下，一些有权利的人相对富裕。“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固然可恨，但“均贫富”恶之，因为人连致富的自由都失去。而且，朱门酒肉臭，一般来说是因为统治阶级不把人当人看，只在乎少数人上人的特权利益，并不是因为社会上物质丰富，而是正因为“均贫富”的伪道德经济使得社会极大贫穷。说它是伪道德，是因为不给人自由创造财富并无道德可言。
现代文明的根基，就在于承认这样一件事：每个人都应该有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不被侵犯，以及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一个人从生下来，最大的愿望就是改善他自身的生活条件，直到他进入坟墓为止。而给他以足够的自由，让他释放出自身的能量，实现他的愿望，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样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这样的文明，就是现代文明。任何阻挠这种愿望实现的社会和文明就是落后的和野蛮的。
一七六二年左右，也就是蒸汽机和大机器开始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的时候，亚当斯密在苏格兰的格拉斯考大学对学生们说：富足与自由，是一个人所能享有的两大幸事。他的这句话来得绝非容易，因为在他之前不论是古希腊的哲人还是宗教的权威都认为，人如果要成为真正的人，就要摆脱物质生活的束缚。他们说，人如果被物质生活所束缚，哪有自由可言？
这样的想法，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认同。诚然，智者会认识到，单单富足的物质生活并不能让人幸福。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剥夺他们追求物质生活的权利，就是剥夺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物质自由的权利是追求精神自由的前提。
任何以伪道德名义干涉人民自由的经济实际上是特权经济，它是一种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芸芸众生的枷锁。这种“伪道德经济”旨在用伪道德决定生产什么、以何种形式生产，什么价格交换，其结果是有人有特权来决定这一切，这种人就是特权阶层。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他们说不这样就是不道德。也因此，只有有这种特权的人是人，其他人不是人。人对生产和交易过程中这一切、对积累多少财富没有发言权的话，何谈自由？
启蒙运动以人性的自由取代了各种伪道德经济中的垄断权力，强调了人所拥有的神赋的基本权利。亚当斯密和其他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是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价格由市场上不同人的需求来决定。就象牛顿定律所决定的，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使它在一个平衡点上停留下来。如果大家这个价格不能让大部分交易成交，价格就会被调整，直到有人同意，买卖成交。同样，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能力有意愿的人通过劳动积累财富，造福国家，造福于民。在没有伪道德干预市场经济下，多数人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自由。
伪道德经济在后世有很多改头换面的形式。不甘心失败，比如苏联和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它以道德的名义让人民接受贫穷，少数人却在享受权利带来的相对丰裕。人民被这少数人盲定的计划价格牵着走，失去了最基本的权利，失去了积累财富的自由，也失去精神自由，其实就不是真正的人。
计划经济实施的那段日子，是最黑暗的时期。人那种要改善自身命运，追求富足生活的最基本愿望遭到了最直接的压制。
如果人要改善自身命运这种原始的愿望得以发挥的话，每个人要做的就必然是交换，而社会就必然成为一个商业社会。人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就必然遵守一定的道德规则。社会总的财富也能够得以增加。如果人不能改变自身命运的话，哪里会有动力去创造财富呢？
任何政客，只要他的政策有害于人们这种基本愿望的实现，那就是伪道德经济的翻版，到头来人失去的不仅是富足的生活，也失去个人各方面的自由。
在伪道德社会里，英雄是有权势的人，可能是军人、革命者，即领导一部分人推翻另一部分人的人。 商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在商业社会里，英雄就是实现自身愿望，给社会创造财富的人，比如企业家，创业者。
商业社会也会摔跟头，因为市场机制总不会是完全透明，有自己的内在周期，有欺诈和贪婪，有危机。但很多时候，危机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有伪道德经济的黑手插入。比如，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主要肇事人并不是如人们认为的资本家或华尔街，而是两党政客，他们为了选举，都推销一个不合经济规律的美国梦，即每个人，不论是否有能力，都应当拥有自己的房子，不能因为他们没有首付就不卖给他们房子。金融监管于是在这样的气候下开始松懈，华尔街在这样的要求下开始发挥出它贪婪的本能。但毕竟，他们是工具，是兼具服务性和贪婪性的工具，不是始作俑者。而当发生危机的时候，政府，也就是伪道德经济的肇事者就会站出来指责市场经济。
相对来说，改革开放时的中国是其历史上真正的盛世年华，因为它的人民能够名正言顺的为改善其自身命运而工作。这是个非常大的进步。然而这离亚当斯密所谈的富足和自由还有相当的距离。他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自由，也就是还没有成为现代人。
二零零八年五月
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