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是如何将帝国带到极致的？

徐老师

在元明之前的数个世代，中国皇帝是依靠一套精密的人事架构来辅佐自己的。这套班子的来源主要是三个部分：由科举产生的文官、有武功的武将和宦官。这几股力量代表不同利益，纷争激烈，没有几个皇帝能够完全驾驭他们（编者按：短命的秦始皇可能除外，也因此说，不能一切怪元明）。而且，皇帝还要受制于不可逾越的传统礼制。这种帝制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各种力量的平衡，皇帝实际专权的可能性并不大，社会有机会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如唐宋时期，与其他中世纪国家相比，人们在私人领域享有的自由度是相当高的（当然这种自由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这从流传后世的唐宋代各种文学艺术品中可以得到证明。同时代相比，当时的中华帝国政治体制和文化无疑高于中世纪的欧洲。

但蒙古人来了。

蒙古人这个游牧民族的特点是铁血征服。蒙古的汗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娘炮在那儿没有生存空间。但这种政权很不稳固，因为，汗既没有可以仰赖的官僚班底，也没有可以守内的宦官。大家打来杀去，刀光剑影，权力不断重组，其代价是政治上的分崩离析。

1206年，铁木真（即赫赫有名的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大蒙古国的支撑主要不是传统的游牧，而是靠从战争中获得战利品。因此，战争、征服成了蒙古国的目标。但成吉思汗在金戈铁马中也悟到：铁血威力固然可以维护帝国，也足以分裂帝国。因此，在弥留之际，他将自己的儿子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讲了一个寓言：有两条蛇，一条是千头一尾，一条是一头千尾。一辆马车驶来，前者被碾为齑粉，因为所有的头都想奔向不同的方向逃窜，而后者则轻而易举地躲过了飞驰的车轮。儿子们听从了父王的教诲，一致同意由长子窝阔台继承汗位。但这只是儿子们给父王的一次面子而已，此后蒙古人依然还是通过杀伐来决定汗位。

1260年，忽必烈成为了蒙古大汗。他是有着超凡眼光的人，他看到了汉政权的优越。因此，他放弃了在西面与其他兄弟们争斗，决心继续其兄长蒙哥的遗志，逐鹿中原。

1271年，忽必烈宣布仿中原王朝建立新朝，即元朝。

元朝的基本制度框架是仿照中原王朝建立的。在首都设中书省，负责全国的行政管理，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中书令在政令上给予皇帝建议，起草法令文书，并监督六部。在地方，则设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逐渐成为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掌管辖内军政要务。另外，设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但皇帝并不受监察。可见，这样的行政体制很奇葩，它既具有某些现代官僚体制的意味（现代政治学家福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又将皇帝排除在责任之外，从而形成一种异常扭曲且坚固的政体。

元世祖毕竟还是杀伐过来的人，对权力有着高度警惕。因此他不仅大力强化了中央权力，而且面对人口比自己多得多的汉民族，他采取了种族区隔制度化的做法来避免政权旁落。他废除了科举，官员选拔主要由举荐产生，蒙古人占据绝对重要位置，汉人被严重排斥，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红后代，是不可能进入权力中心的。

蒙古人试图学习汉制，但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思维里。

蒙古人的入侵是中国帝制历史的一次大裂变，改变了帝国历史的走向。此后帝国没有沿宋制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走向更加开放、规则和分权，反而，打败他们的人将他们嗜血杀伐，藐视规制的特点发扬光大了。

帝国由此走向了专制极权的顶峰。

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是朱元璋（洪武帝），这位草根皇帝虽然文化不高，但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自己靠造反起家，目睹元朝的兴亡，自然对治国理政有一套独特的心得。他认为要建立一种杂糅元和宋体制特征的新的统治模式，即既能保证自己像蒙古汗那样天纵不羁，又能将朝臣钳制于固定的成规内，不得僭越。这种制度其实就是极端君主专制。其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君王，而以一整套国家制定的思想和礼制钳制官员和社会大众，背后的支撑则是强大的国家机器，明太祖将元世祖的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逆谋起事、私通外国入罪。此案前后总共数万人被诛杀，此为14世纪80年代当时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重创士人心理，其阴霾在后世中国的士人与权力的关系中始终依稀可见。

历史的活剧总是反复上演的，多少年后，中华大地一次次上演这种血腥大戏，这是后话。

胡案后，明太祖推行了凌厉的改革：罢黜宰相；撤销所有中央政府的顶层机构：中书省、都督府和御史台。六部直接对他负责，军事和监察也统归他管。这种制度恐怕只有路易十四时的法国可以与之一比，在世界政治制度史上都是罕见的。

制度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皇帝具有绝对地位，整个政权的运转全仰赖于皇帝一人处理朝政的能力和智慧。

事实上是玩不转的。

尽管当过和尚，讨过饭，打过仗的洪武帝确实精力充沛，一天可以批400多件奏章，但也有感觉力不从心时。所以，稍后他从翰林院中选拔了一些低级别的人，委任为“大学士”，当他的秘书，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这就是后来内阁的起始。

后来的皇帝们呢，除了永乐帝外，都是娇生惯养之辈，哪受得了这个苦？一天批400件奏章，那不把人批死？于是有了“票拟”制度。即内阁大学士事先在一张小纸条对呈给皇帝的奏章写好批答的草稿，与奏章夹在一起交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用朱笔在上面签个名，交给下面照办，这叫“批朱”（或批红）。如果不同意，则可发回给内阁重拟，或者干脆不作处理，这叫“留中”。再后来，皇帝连批朱也懒得做了，把它交给了司礼太监。也就是说，国家的重要政令由太监批准签发。有时候太监也懒得看，就把票拟纸包油条了。

有人把明朝的这种制度比作西方的内阁制，这显然是想多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内阁制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君主和资产阶级新贵族之间妥协平衡的结果。内阁由议会多数党组阁，对议会负连带责任，行使国家行政权；而议会由两党通过选民投票来争夺席位，议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只有虚权，皇室被厚养，“王在议会”和“王在法下”是两大原则。这就是所谓的君主立宪政体，虽然还是有君主，但其核心是分权制衡，有限责任政府。而明朝的内阁显然不是这样的，明朝内阁自始自终都是黑户，并没有明确正式的行政建制，相当于皇帝的御用班子。内阁大学士实际的级别也比较低，只有五品，只有兼任其它职务时才提升职级，阁员由皇帝指定，其生死是掌握在皇帝手中的。

当然，皇帝一人独大也会有变化。洪武后，内阁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内阁首辅，无宰相之名而行宰相之权。但是实质变化不大，因为制度漏洞的被发现和被利用是人的天性，内阁没有正式名分，只对皇帝负责，不对其它机构负责，而皇帝身兼多职不可能管得过来，还得仰仗内阁做事。于是，人们就动起了脑筋。内阁票拟和太监批朱成为夹带各路利益私货的途径和工具。

纵观有明一代，虽然也有如于谦、张居正等少数为大明呕心沥血的肱股之臣。但更多的官僚们都是或中饱私囊、腐败成风，或心有旁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过且过。

权力一旦绝对化，必然成为个人及少数集团牟利的工具。这已被世界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反复证明。

其次，君主可以超越法典章程之外，为所欲为。嘉靖年间，爆发史称“大礼仪”的制度危机。嘉靖帝能当皇帝本来是捡了个漏，因为其前任正德帝没有子嗣，作为堂弟的他被过继给正德帝之父孝宗，成为正德帝的皇弟，由此才得以继承了皇位。但即位后，他血浓于水，一心想把自己的生父追封为皇帝，这个做法由于不合礼制而引发意见相左的朝臣持续近10年的僵持争斗。最终，这次制度危机以反对者大量被革职下狱或流放而为告终。此举成为了极端君主专制的一个公开声明：即皇帝可以在典章制度之外拥有自主性，典章制度是约束其他人的。

这大概是后人模仿的可循先例吧。

再次，这种制度集权力于一人，没有分权，而且剔除了君臣义务和互重之道，那也就无责可问，全凭各人自己看着办。即使皇帝是个弱者，实质上变化也不大。

万历帝欲立爱不立长而遭到臣僚的狂扁，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竟然三十年不上朝。每天清晨，京城的文武百官上早朝时面对的都是空空如也的皇帝龙椅。

天启帝志不在皇位，而在成为八级木匠，最爱的是摆弄斧子、刨子，并身体力行，刻苦钻研，践行大国工匠精神。现世人们追捧的典雅而精致的明式家具，就是天启帝不务正业的研究成果。

制度不善，人们会另谋成事的出路。宦官滥权、首辅把持，都是必然结果，君王自己在这种制度的沼泽里，也会被困得不能动弹。

君臣权力博弈，牺牲的是政权运行的效率。

崇祯十五年，内忧外患总爆发。

这一年十月，清兵主力绕道入塞，直逼京师。在内阁及部级大臣们惊恐无措之际，兵科一位处级干部（六品都给事中）提出退敌制胜之策：造三千运兵船，乘清兵后防空虚，渡海辽东，奇袭其老巢。这个有点“围魏救赵”意味的战法被崇祯钦定命名为“航海攻心”计划。

渡海自然需要船。围绕造船，一出好戏开演。

工部说：造船这事本来是归我们管，但这是用于军事，所以钱得兵部出。但为了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出一半钱。目前开封府尚欠臣部工料费，累计达七百万两之巨，虽然我们公务员的年终奖已经拖好几个月了，但为了救亡图存，共克时艰，我们愿意将钱贡献出来充造船之资。只是此时开封府因李自成决河灌没，在水中泡着，一时半会儿钱讨不回来，可由兵部先垫着。

论玩手法，兵部当然是老手。回函禀告：用兵之大事，臣部当义不容辞。凤阳府尚欠臣部车马银八十余万，拟催其先解过来救急。其实，这时凤阳府因战乱，方圆几十里已没有人烟，更没有所说的银子。

两家玩到一起去了。

等那根本等不来的银子等了一个多月，清兵当然也没闲着，又连接攻下了山东、河南两府众多县城，掳掠无数。

这么大的事，完全拖着不做的话，上头查下来还是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工部再次启禀圣上：造船之费用臣部已与兵部磋商好，只是现在兵荒马乱，民工都跑了，所需的油钉板木等原材料即便有钱也无处置买，臣下打听到淮安有个造船厂，那里的物料和匠人都是现成的，不如令其加班造兵船，岂不便捷？

崇祯一听，对啊，咋不早奏上这信息？立刻下旨照行。

球成功地由部委踢到了地方。

造船厂厂长当然也不是傻瓜，不利于胜利的话肯定不说，但不利于自己的事肯定也不会做。

报告是这样写的：首先，赞陛下的计划英明正确；其次陈述，本厂所造的是河船而非海船。无论是技术设备还是工匠水平都达不到要求，造小划子与造航母不是一个量级的水平，盲目硬上恐会误大事；最后合理化建议，福建两广有专门营造海船的机构，嘛玩意儿都是顶配，如果敕令他们造船，那么扬帆北上，光复河山当指日可待。

言之有理，票拟同意。公文来往，关山飞渡。

正是吃劲时，清兵却主动退兵了。原来，多尔衮和豪格听到江湖传言说皇太极病重，两人急着回去争夺继承权去了。

于是，两广福建督抚有话了：我们以国家战略为第一要务，不计报酬，不讲条件、不遗余力，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但现今清军已退，再继续造船，是否不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精神？于是，计划取消。

官僚们相互配合，痕迹行政完美，是不是套路了圣上就不知道了。

六个月后，崇祯以发覆面，于煤山自尽，成为史上唯一杀身成仁的亡国之君。

明亡的原因可以总结很多，一个朝代到头总是要亡，但制度架构的弊端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元明近四个世纪，帝国体制被异族撕开一条裂缝后，弥合在专制极权的顶峰，并给后世留下了深重的烙印。

明亡后，满人建立的清帝国大体沿袭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帝国继续存在了268年。一个社会的走向是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的，除非有很强的外来冲击。

几乎与此同时，在西方，原本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完成了三R运动（即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奠定了近代转型的社会基础，逐渐走出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

当1688年大英帝国完成光荣革命，确立具有现代民主意味的君主立宪政体时，大清帝国268年的统治才刚刚开始。

直到1912年，成立了一个共和国。

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后世的各路革命者们并没有放弃对大一统疆域的追求，也没有减少对权力集中的热爱。他们的口号各异，但其践行思路都与忽必烈和朱元璋并无太大不同。20世纪20年代末，老蒋终于把各路英雄PK掉，统一了政权。之后，一边维稳，一边作了宪政的准备。但是，猝不及防的外力和内部的反对力量让这个路线图走了不到十年就戛然而止，这或许是这个民族的宿命？

站在21世纪的风陵渡口回望历史，人们或许会发现：原来，元明从未消失在历史的深处。

想到这点，难免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