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1936年3月28日－），秘鲁作家和诗人。诡谲瑰奇的小说技法与丰富多样而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因“他对权力结构描绘，以及他那反抗、起义、失败的犀利印象”获颁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
作家David Pryce-Jones读略萨得书《部落的呼唤》，给了一个介绍，我翻译一下，也加入我的议论，包括同意和不解。
略萨差点当上了祖国秘鲁的总统，因为被日裔藤森比了下去。但是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
他现在是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并不一直是这样。正如他在《部落的呼唤》开篇中回忆的那样，他在 1950 年代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
他回忆到，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是“一次英勇而慷慨的冒险”。略萨加入了秘密学习小组，并且相信标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告诉他相信的一切。 1960 年代，他代表共产主义阵线组织五次前往古巴，并于 1968 年访问了苏联，那一年红军入侵并重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20世纪中叶的秘鲁，是少数特权阶级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像略萨这样的聪明人怎么会看不出苏联正在重复这个不公正的一切呢？在俄罗斯和苏联卫星国，共产主义少数派总是使用武力将各种公共和私人特权掌握在手中。略萨解释说，与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和萨特于 1945 年共同创办的期刊《现代时代》(Les Temps Modernes) 的撰稿人们有关。他们让人们相信，苏联代表着进步和未来。但是，萨特认为只一个人出于殖民主义、种族或肤色等原因而让人们感到自卑，那就可以谋杀这个人。但是怎么可能凭良心听萨特的话？（老白：不了解萨特是否这样直白地说过，不过，萨特确实是同情者。）
解决这个良心责难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将道德考虑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吧！类似的内疚和暴力的融合也曾驱使过切·格瓦拉。埃内斯托·格瓦拉（西班牙语：Ernesto Guevar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1]），昵称切（El Che或Che），出生于阿根廷。他是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社会主义古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和古巴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及领导人，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家、军事理论家、政治家、医生、作家、游击队领袖和经济学家。
略萨本来很可能会走格瓦拉的道路而走向灭亡，但他没有。相反，他发现了自由民主。 也因此我们看到了他《部落的呼唤》这本书。这本书由七篇文章组成，每篇都专门介绍一位对自由民主有一些重要看法的政治理论家。今天，这些想法在各地再次受到考验。对于略萨来说，这七人是圣地的守护者。所有这些人都写过以自由、自由的本质以及如何最好地维护自由为主题的书籍。这七个人中没有一个提倡任何形式的乌托邦，无论是专制的还是极权主义的。实用主义，即如何尽可能公平地完成事情，现在是民主的最终目的，而这些把这七者联系在一起。
略萨的七人中唯一他无法与之接触的是 18 世纪的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 (Adam Smith)。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期间，他是一群才华横溢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或“文人”，旧术语这样说）的核心。他对市场和道德的分析一如既往地具有现实意义。没有财富来捍卫自由就没有自由，这种见解对民主的贡献比任何其它著作都大，包括卡尔·马克思等人。
第二个人是何塞·奥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略萨介绍他是为“二十世纪最聪明、最优雅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之一”。西班牙长达几个世纪的衰落导致加塞特称自己的国家为“无脊椎动物”。他的一些书的标题——《群众的反抗》、《艺术的非人化》——似乎证实了他自由主义的优雅掩盖了一种钢铁般的保守主义。奥尔特加·加塞特认为，如果允许大众设定审美和知识标准，那么，用略萨的话来说，就会出现“文化生活的残酷枯竭”。（至于他们俩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以后再谈吧！老白）
奥尔特加拒绝西班牙君主制，指责它为“保守阶层”服务。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和之后，奥尔特加对佛朗哥发表了一两次模棱两可的评论，这让左派有机会将他视为法西斯主义者。略萨承认奥尔特加可能很天真，但还是继续以个人的 ex cathedra 声明结束这一章：“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基于宽容和尊重的生活和社会态度，对文化的热爱，对文化的渴望与他人共存，坚定捍卫自由作为最高价值。”
组成哈布斯堡王朝的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家和宪法律师来提出独立和自由的理由，（也因此这些国家出了好多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老白）。其中之一，影响广泛而深刻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出生于奥地利，二战前定居伦敦。作为难民，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找到一份工作，众所周知，当时伦敦经济学院是一个知识分子强国。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于 1944 年出版，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读过这本书，但似乎一直拖到她担任首相后才将其列为任何有政治意识的人必读的书。她坚信中央计划与自由不相容，这本书为她找到了权威的支持。
在决定哪本书是现代民主和自由思想的关键书籍时，竞争非常激烈。略萨选择了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 1902 年出生于维也纳，曾参加过支持新的后哈布斯堡共和国的示威活动，然后参加了反对纳粹的示威活动，之后在新西兰躲避希特勒的世界大战。波普尔会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波普尔来说，政治、历史和科学中的定义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可以被证实并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伪它们的时候才是真实的。那么，真理只是暂时的事实。（这段介绍太无新意了，难道竞争激烈的思想家就用这几句话就打发了！以后再说。老白）
略萨毫无保留地赞扬了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这个人和他的所有作品。伯林和他的父母离开革命了的俄罗斯，然后将自己英国化了，这期间发生的事有些惊人 （以后再说。老白）。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并提议撰写一部俄罗斯思想家的历史，无论会有多少本。柏林于 1997 年去世后，一位学术编辑从他遗留下来的东西中收集了足够多的资料，将其整理成《俄罗斯思想家》一书，但这与他提议的预期的系列相去甚远。柏林的作品不错，但数量很少。他习惯于做出比他能兑现的更多的承诺。
他的谈话总是很有趣，最新的八卦会不幸落在那些应得的人身上。还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让意识形态敌人远离有影响力的工作（Time and energy were spent keeping ideological enemies out of influential jobs）。他喜欢发牢骚，也有报复心的一面。在一所私人住宅中，有一次有 10 位客人（包括作家David Pryce-Jones）共进晚餐，他拒绝坐在时任首相哈罗德·威尔逊 (Harold Wilson) 的私人助理法尔肯德夫人旁边。她的日记摘录已经出版，其中她质疑伯林是否可能是个江湖骗子。她不得不忍受重新安排座位，很快就离开了聚会。
讲课显然是柏林无法逃避的苦差事。他会弓起脖子，在天花板上找个地方，然后像倾诉秘密一样对着它说话。他会接受众多演讲或写作邀请。他母亲一死，擅自占地者就占领了她的房子。他让他们留下来。尽管他是一位喜欢在以色列过圣诞节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大屠杀是一个封闭的话题。他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还糟糕，但这也不能在公开场合说出来。以他的才华，他本可以为西方发声，并可能成为世界历史人物。要么他缺乏必要的勇气，要么他又回到了聚光灯下。追星族略萨说伯林的谦逊是“一种狡猾的策略”，好吧，他说了算。
“部落的呼唤”，由约翰·金从西班牙文翻译而来，其中有一章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作者雷蒙德·阿隆的，另一章是关于《极权主义的诱惑》的作者让-弗朗索瓦·雷维尔的。多年来，这两人一直在编辑法国周刊《快报》，坚持英美版的自由民主的立场。阿隆是 1940 年首批入伍的戴高乐将军之一，但多年后他写了一篇反对将军的反犹太主义的论战。
Aron 和 Revel 诋毁左派，将萨特缩小为精神错乱的人，但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大众的）愚蠢。人类喜欢相信可以建立一个人人都幸福的集体社会。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展示世界的本来面目——什么是希望，什么是恐惧。 略萨很好地履行了他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