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梅
1942年6月21日，阿赫玛托娃与朋友拉涅夫斯卡娅一起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的排练。
“多么可怕的作品……”当天晚上，阿赫玛托娃如此告诉丘科夫斯卡娅她的感受，“第二和第三乐章需要听几遍，以便体验它们，而第一乐章立即就理解了。这些可憎的小军鼓是多么恐怖……那里有一个骷髅跳狐步舞的地方……没有任何欢乐的乐谱和胜利的喜悦：接连不断的恐惧。天才的作品，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天才，我们的时代将被称为‘肖斯塔科维奇时代’……”
（她说的小军鼓一段音乐，包括节奏，后来都被一些电影借用，描写鬼子进村了）
一旁的拉涅夫斯卡娅则如此讲述交响曲：“如此可怕，就像阿赫玛托娃的长诗……有几个人也这么说”。 （《阿赫玛托娃札记（一）·诗的隐居》第476页）
关于肖斯塔科维奇这首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第七交响曲》——又名《列宁格勒交响乐》，当时的苏联——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能见到这样的宣传：这部作品完成于二战期间列宁格勒遭到德国法西斯围困的时候，这部作品鼓舞了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对于卫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激励士气的作用……
“《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肖斯科维奇在其回忆录中却这样告诉我们——“‘侵略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
另外，作曲家还说，他毫不反对把《第七交响曲》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不过，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希特勒是个罪犯，”作曲家接着说，“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斯大林也是。……战争带来许多新的苦难和破坏，但是战前的可怕年代我也没有忘掉。我的交响乐，从《第四交响乐》开始，全是说这些年代的，包括《第七》和《第八》交响乐在内。”
显然，阿赫玛托娃听懂了肖斯塔科维奇。听懂了他表述的——恐惧。希特勒没来之前就已存在的——斯大林统治下的恐惧。去他的什么“反法西斯精神”！见鬼去吧！
肖斯塔科维奇将同样不愧于她的知音之解。在回忆录中谈及上述内容时，他提到了阿赫玛托娃，很巧合吧，但的确是这样：“阿赫玛托娃写了她的《安魂曲》；《第七》和《第八》交响曲是我的安魂曲。”
1942年3月，就是在处处飘荡着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背景声中，《真理报》编辑给塔什干的阿赫玛托娃打去了电话，他们提出要发表她的诗歌《勇气》，并请她再寄一些诗过去。
被“封杀”了十多年，突然，她的诗可以发表了！而且是《真理报》——党最忠诚的喉舌啊！
丘科夫斯卡娅在《札记》里没有分析这背后的原因，肖斯塔科维奇从一个作曲家的角度解释了。
“事实是，战争帮了忙。”的确，这种解释似乎显得奇特。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战争来了，人们的生活更为艰难了，生活充满了巨大的悲伤，和无数的眼泪。可是要知道战前的日子更加艰难——在战前，列宁格勒已经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失去亲人，或是父亲，或是兄弟，即使不是失去亲人，也是失去亲密的朋友。人人都有为之一哭的人，但是只能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不让任何人看见。人人彼此戒备，悲痛压在心里。人人都是暗自悲伤。而今战争来了，这成了大家共同的悲哀。人们终于可以诉说悲哀了，可以当着人哭泣，为失去的亲人哭泣。人们不再怕眼泪流下来，终于，可以流泪了。终于，可以和人们交谈了。虽然仍然困难，但是可以喘口气了。
“因此，我认为战争年代对艺术来说是富饶的年代。”肖斯塔科维奇得出这样一个悲戚的结论。“不是到处都这样。在别的国家，战争很可能要干扰艺术。但是在俄国——由于一些可悲的原因——艺术却繁荣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第187页）
事实将进一步印证他的结论。当战争一结束，“眼泪突然间又完全堵住了”——“那个时候，”肖斯塔科维奇说，“我把我的许多作品放进书桌的抽屉，搁了很久。”
肖斯塔科维奇说，晚年的他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他说他的交响乐，就是献给那些无名尸骨的安魂曲。“我们经受住一切苦难……”阿赫玛托娃说，“我们所有的人，因为牢狱之苦威胁着每个人。……被处死的和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所经受的苦难，我都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最终，作为一个诗人，她将看到的一切——通过诗歌，牢记了下来。她的文字，是献给整个苦难俄罗斯的一首《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