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启蒙运动：苏格兰人如何发明了相待世界》第八章， 第一节
第八章：精选社会—亚当-斯密和他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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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拉斯哥出发前往爱丁堡的邮车，除周日外，每天早上八点，都满载邮件和乘客，蜿蜒穿过拉纳克郡和西洛锡安的农场和村庄，中途会停靠过夜。这是苏格兰仅有的两条长途汽车线路之一，1760 年的行程需要一天半。但这让亚当-斯密一样的旅行者可以在中午之前到达爱丁堡，与朋友和同事共度下午和晚上，然后在第二天晚饭前返回格拉斯哥。斯密不是唯一的通勤者。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政治学者约翰-米勒（John Millar）以及格拉斯哥的其他知识分子也经常往返在这条路上。事实上，40 多年来，驿站马车一直是连接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两端—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纽带，几乎可以说是生命线。
苏格兰还提供了第三个这样的中心，即阿伯丁。我们会看到，阿伯丁也在形成现代世界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1745年（叛乱结束）之后的岁月里，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成为启蒙和变革的“双子城”，甚至相辅相成。格拉斯哥更具创新性和实用性；它知道如何制造东西，如何把事情做好。旧有的观念，包括根深蒂固的加尔文教，在这里更为强烈，但由于商业上的成功，这里也更加自由。自学成才的哲学家、工程师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在格拉斯哥可谓如鱼得水。如果在爱丁堡，他也许会显得不那么如意。
爱丁堡更具艺术性和文学性，更具抽象意义上的知识性。现在依然如此。十八世纪，这里是作家、诗人和画家的故乡，而不是工程师和实验科学家的故乡。但我们不必过分强调这个对比。爱丁堡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以及吸引亚当-斯密、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年轻的罗伯特-伯恩斯等外来者的地方，在于它有由学者和思想家组成的紧密团体，他们愿意接受新思想，同时让旧思想经受讨论和批评的考验。正如同时代的人所说，爱丁堡是“天才的温床”。爱丁堡磨砺人们的心智，激发人们的原创性，并强化有目的的活动意识，而这正是每个思想家、作家或艺术家真正富有成效和创造性所需要的。
作为一个智慧和知识中心，只有伦敦和巴黎可以与爱丁堡相媲美。但与这两个世界之都不同的是，爱丁堡的文化生活并非由国家机构或贵族沙龙和赞助人主导。相反，爱丁堡的文化生活依赖于一群思想坚韧、甚至是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他们自称“文人”。按照 1760 年的标准，这里是非常民主的。因为，所有的思想都是平等的，头脑而非社会地位占据着讨论的位置，用沙夫茨伯里勋爵的话说，在这里可以就严肃的问题展开辩论，“这种自由是在彼此熟悉的绅士和朋友之间进行的”。
这部分是因为大家都是邻居。从高街往下走，每转一个弯，都能看到一位作家或知识分子的房子或住所。艾伦-拉姆塞（Allan Ramsay）、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大卫-休谟（David Hume）、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威廉-弗格森（William Fergusson）、约翰-霍姆（John Home）—他们几乎都住在彼此相距不远的地方。爱丁堡就像一个巨大的智囊团或艺术家聚居地，只是与大多数现代智囊团不同的是，这个智囊团与日常生活并不隔绝，而是息息相关。
爱丁堡的知识分子完全融入了老城喧闹而随意的社会传统。在这种亲密无间的环境中，社交障碍几乎不存在。一位英国游客惊奇地发现，爱丁堡名门望族的“节日圣地”是当地的一家牡蛎馆，那里的大桌子上堆满了牡蛎，男男女女围坐着啜饮大桶波特酒，然后跃入舞池，跳起一连串高难度的回旋舞和甩尾舞。他指出，爱丁堡人“非常喜欢欢乐的同伴”，这座城市的文人也是如此。
有些人，比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从小就在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的餐桌上将美食和美酒与智力讨论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人只是喜欢美食和美酒，尤其是美酒。爱丁堡的大街小巷酒香四溢。据一位同时代的人说，喝酒“占据了所有职业人士的闲暇时间，即使是最严厉、最威严的人也不例外”。他认为，最高民事法庭的半数法官在早上开会之前就已经喝了不少：这可能导致凯姆斯（Kames）和布拉克斯菲尔德（Braxfield）勋爵等法官精明、聒噪、经常搞笑的评论出现。
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当上午 11 点半圣吉尔斯钟声敲响时，每个市民都会去买一杯酒，这被称为他的’子午线’，尽管在早餐前他已经去过类似的地方”。人们在酒的帮助下进行商业交易，签署法律文件和遗嘱，组织大学讲座，或计划父亲的葬礼。这座城市许多最重要的思想运动都是从酒馆聚会开始的。在讨论紧迫的政治或神学问题时，桌子上没有酒瓶，没有欢声笑语是不可想象的。“在酒中，真理”（“In vino veritas”），古罗马人如是说—爱丁堡人是古罗马人的忠实崇拜者，他们竭力践行这句格言。
苏格兰人的首选饮品不是威士忌（当时被认为是粗劣的乡下酒）或啤酒，而是红葡萄酒。苏格兰与法国在中世纪的“古老联盟”关系使波尔多葡萄酒供应充足，每一位苏格兰绅士都是鉴赏家，拥有自己偏爱的年份酒和私人酒窖。1707 年后，随着英国人对波特酒或雪利酒的喜好开始向北渗透，继续饮用苏格兰红葡萄酒几乎成了一种爱国行为。约翰-霍姆甚至为此创作了一首短诗：
高贵的喀里多尼亚人目光清澈，傲然挺立，他的红葡萄酒陈年，他的羊肉美味。
撒克逊人喊道：“让他喝波特酒”，他喝下那毒酒，灵魂死去。
【喀里多尼亚是苏格兰的罗马名字】
绅士或作家通常被称为“两瓶酒”或“三瓶酒”的人，这取决于他一餐或一次的酒量。但与现代作家不同，他并不把饮酒当作孤独炼狱的一部分，而是在爱丁堡众多社交俱乐部之一的赞助下，在迷人而热闹的同伴的陪伴下。爱丁堡有周二俱乐部、扑克俱乐部（“扑克”，英文是Poke, 不是纸牌的意思，而是火钳，意指挑起事端）、牡蛎俱乐部（亚当-斯密是该俱乐部的常客）、镜子俱乐部以及许多其他俱乐部。大多数俱乐部都将严肃的智力活动与饮酒和社交活动结合在一起。镜像俱乐部在议会广场的一家小酒馆里举行会议，推动有关苏格兰地主阶级文化进步的论文和讨论。兰肯俱乐部在酒馆里讨论哲学话题，并与哲学家乔治-伯克利保持定期通信（伯克利承认，该俱乐部成员是真正理解他理论的少数批评家）。
其中最重要的俱乐部是精选协会。1754 年，在画家艾伦-拉姆塞（Allan Ramsay）的提议赞助下，这位老书商和诗人的儿子成立了这个俱乐部。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它将自己视为爱丁堡精英聚集地--只不过这是知识精英，不是社会或政治精英。最初的 32 名成员包括威廉-罗伯逊、约翰-霍姆、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凯姆斯博学的同事蒙博多勋爵、亚历山大-卡莱尔和休-布莱尔。后来的成员包括 1756 年春加入的亚当-弗格森和凯姆斯勋爵本人。与蒙博多和凯姆斯一样，大多数有头衔的成员都是通过在司法界的服务获得贵族爵位的。其余成员的显赫则归功于他们的笔，或他们在中产阶级职业中的地位。
十年间，它一直是爱丁堡学识共和国的中心论坛。在这里发表的论文或演讲比任何学术界或大学的听众都能得到更公平、更严谨的聆听。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说，这种非正式的会议使“爱丁堡的文人不再像其他地方的文人那样学究和迂腐”。其成员的观点和经验的惊人和多样性使其尤为珍贵。历史学家理查德-谢尔（Richard Sher）写道，到 1760 年，精选学会的成员 “几乎囊括了爱丁堡附近所有……知名的文人和有品味人士，以及众多医生、建筑师、军官、商人、地方法官，尤其是律师”。
有律师，也有长老会牧师。精选学会的会员资格与爱丁堡所有其他重要的知识分子协会重叠，其中包括成立于 1762 年的扑克俱乐部和一个鼓励苏格兰艺术、科学、制造业和农业的协会，后者在1763年接续了精选协会。精选学会还为第一本《爱丁堡评论》提供了编辑委员会，其中包括格拉斯哥著名的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在每一个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名单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些同样的名字，他们都是著名的牧师： 威廉-罗伯逊、约翰-霍姆、休-布莱尔、亚历山大-卡莱尔、约翰-怡和，以及稍后的亚当-弗格森。我们之前曾谈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们是1745年叛乱发生时反抗阵营的爱丁堡志愿者，是辉格党事业的支持者。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主导了思想和问题的讨论。事实上，他们是这座城市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推动者和变革者。
这也使得苏格兰启蒙运动独树一帜。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核心是一群博学而有信仰的神职人员（与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各种修道院院长不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怀疑论者，神职工作只是为了方便和收入）。他们坚信，自由开放的先进文化与坚实的道德和宗教基础是相容的，甚至是相辅相成的。
罗伯逊等人将基督教教义视为现代性的核心。罗伯逊说：“基督教不仅圣化了我们的灵魂，还锤炼了我们的礼仪”。而休-布莱尔说，宗教 “使人类文明”。现在，高雅和文明的含义远不止是彬彬有礼的举止以及对服装和音乐的高雅品味，而是指一个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文化框架—政治和道德，以及文学和艺术—都反映出社会交往中激励和解放的力量。通过商业社会的复杂联系，“思想获得了新的活力并扩大其力量和能力”，“勤奋、知识和人性被一条不可分割的链条联系在一起”。它使人们自由，并增强了他们行善的力量。美德和启蒙一步一步一起向前发展。
对于开明的爱丁堡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既是这一文化进程的缩影，也描述其最终目标。基督教的道德教义实际上是一条通往完善的捷径，但前提是教会本身必须反映出这种完善。从 1751 年开始，罗伯逊、布莱尔、霍姆和他们的朋友们开始承担起将科克教会带入现代世界的任务，即使长老会的强硬派极力反对。
这场争论在长老会大会和一系列的公开争论中来来回回进行。老派保守主义者，即所谓的福音派，拥有人数优势和农村教会的支持，而农村教会基本上都满足于旧式的“火石俱焚”风格。罗伯逊集团则拥有组织和目标统一的优势，再加上精选协会、贵族和新闻界等受过教育的非宗教人士的支持，是“开明舆论”的代言人。他们自称温和【教会】党，以区别于仍然会正式批准处决托马斯-艾肯黑德的科克教会的宗教极端主义，以及英国自然神论者或他们的朋友大卫-休谟等人的宗教怀疑论。他们的英雄是弗朗西斯-哈奇森，提出了一种富有同情心、开明的长老会主义，他们相信这种主义将与现代商业社会保持一致。
温和派拥有罗伯逊（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约翰-霍姆（历史剧《道格拉斯》获得巨大成功的作者）。福音派中最出色的是来自东洛锡安（East Lothian）的牧师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教会19特征》（Ecclesiastical Characteristics 19）的反温和派讽刺小说，文笔优美、幽默风趣，连温和派都非常欣赏，纷纷购买。威瑟斯庞在其中的一段话中，就如何撰写周日布道，向有抱负的开明牧师提出了这样的嘲讽建议：
他的所有主题都必须局限于社会责任，而不是宗教教义。
不得提及来世。
他的权威必须来自异教作家，而不是或尽可能少地来自圣经。
他必须不为普通人所接受。
这些很有说服力，尤其是最后一点，它提醒人们罗伯逊和他的朋友们（如 “精选协会"）是如何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精英主义。然而，温和派最强大的对手不得不诉诸这种世俗文学体裁--讽刺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本身就表明，在整个斗争中，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输家。
1756 年，温和派设法阻止了大会对大卫-休谟的正式谴责。同年12月，旧正统派的支柱乔治-安德森牧师去世。而休-布莱尔当时已经是爱丁堡最大的教堂圣吉尔斯教堂的牧师。五年后，威廉-罗伯逊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校长，布莱尔成为该校的修辞学教授。威瑟斯庞看清了墙上的手写字迹【即觉得上帝已经让苏格兰的教会变了】，接受了美国殖民地的邀请，成为在普林斯顿的新泽西学院校长，虽然他之前曾经拒绝了这个邀请。在下一章中，他将以这一校长身份再次出现，扮演一个与温和派抨击者和旧时代宗教捍卫者截然不同的角色。但在 1768 年，他前往美国标志着温和派及其开明苏格兰教会愿景的最终胜利。
我们提到过，温和派的英雄之一是弗朗西斯-哈奇森。至少在 1759 年之前，另一位是哈奇森以前的学生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早期在凯姆斯勋爵的授意下在爱丁堡发表了一些演讲，后来发表了《道德情操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本书重新诠释了哈奇森的先天道德感理论。威廉-罗伯逊在自己的欧洲史中使用了斯密关于自然法和市民社会四阶段理论的演讲，以至于斯密私下指责他剽窃！
所有这些都表明，早在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的性质和原因探究》之前，他已经是爱丁堡圈子里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了。他出席精选学会和扑克俱乐部的讨论，甚至参加非知识分子市民的晚宴。作为客人，他很少发言，但是一发言，通常就是长篇大论。在亚历山大-卡莱尔的记忆中，亚当-斯密“在那里微动嘴唇，自言自语，面带微笑”。有一次，当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批评一位苏格兰政客时，有人谨慎地指出，这位政客的至亲也坐在桌边。“管他呢，管他呢，”史密嘟囔道，“这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