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Madison
By Richard Brookhiser
译注者：老白
引言
1814 年 8 月 24 日早上，首都华盛顿开始了一个典型的夏日：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逐渐变得闷热潮湿。多年来，詹姆斯-麦迪逊总统一直躲避华盛顿和其他低洼城市的盛夏，前往弗吉尼亚皮德蒙特内陆家中呼吸更健康的空气。但今年八月，他必须留在首都。美国与英国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麦迪逊先生的战争--这么称呼是因为他要国会宣战的--是沿着加拿大边境打起来的、还有与印第安人在边疆前线的、甚至在公海上也有战斗。但现在，战争要打到家门口了。
一周前，即 8 月 17 日，20 艘载有 4500 名士兵的英国军舰在马里兰州的帕塔克森特河（Patuxent River）抛锚，该河距离华盛顿东南方向仅 35 英里。总统曾建议"从一开始就用轻装部队痛击敌人"，但没人做了什么。于是，英国人下了船，在马里兰州的乡间悠闲地散步，也许是去巴尔的摩，一个繁荣的港口，美国第三大城市。战争部长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是这么认为的。他说，他们"肯定"不会来华盛顿；"他们会在这里干什么？不，不！巴尔的摩是个好地方，先生"。
但现在，英国人向左转了。就在几小时前的午夜，总统收到了一份来自战场的通知："敌人正全力向华盛顿进军....摧毁桥梁....移走档案"
25 年前，当詹姆斯-麦迪逊还是一名国会议员时，他曾帮助将国家首都从纽约迁至波托马克河畔一处尚未开发的地方。当时的新首都还只不过是一个小镇，从西边的岩石溪一直延伸到东边的国会山：一条崎岖的弧线上点缀着几座不协调的公共建筑，仿佛是古人或外星人建造的。中间矗立着白宫。麦迪逊是第三位住在这里的总统。被麦迪逊蔑视的约翰-亚当斯曾在一个建筑工地的遮盖里度过了他执政的最后几天。托马斯-杰斐逊，麦迪逊最爱的人，曾把白宫经营得像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为国会议员和外交官举办私密晚宴，提供美食、美酒和他自己的精彩谈话。麦迪逊的白宫更宏伟，这要归功于他的妻子多莉，她用宴会和晚会、红色天鹅绒窗帘和绿色金边瓷器、一架钢琴和一只金刚鹦鹉使白宫闪耀光辉。
8月24日早上八点不到，波托马克军区司令威廉-温德将军给这座共和宫殿发来了一封信。信是写给阿姆斯特朗的，但总统亲自打开了信。将军希望尽快得到建议；麦迪逊骑上马，离开白宫前往温德位于海军船坞的总部。
海军船坞在镇南一英里处，位于波托马克河东支，即现在的阿纳科斯蒂亚河。那里有一座桥，大约在现在第十一街桥的位置。整个上午，麦迪逊都在与来来往往的官员和内阁秘书们商谈。其中最重要的三位代表了总统在危机时刻通常会看到的所有类型的人：那些可能提供帮助的人，那些不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以及那些不能提供帮助的人。
国务卿詹姆斯-门罗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兵，与麦迪逊相识数十年；他曾与麦迪逊争吵，也曾与麦迪逊和解。是他在午夜发出英国人进军首都的警告，现在忙于保卫首都在做各种努力。他才华横溢，精力充沛，愿意为麦迪逊效力。
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是另一位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兵，在英国敌对行动开始六个月后被任命为战争部长，为无能的前任挽回损失。在任职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清除了周围朽木般的人员，提拔了新面孔，但也与总统闹了别扭。他个人不喜欢麦迪逊，在战略上也与他意见相左，对麦迪逊提出的在敌人登陆后立即予以打击的建议置若罔闻，而是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巴尔的摩。阿姆斯特朗也有才能和精力，但这个时候，他决定不把才能和精力为麦迪逊所用。
直接负责首都防务的是威廉-温德（William Winder），他是一名三十九岁的前律师，参军仅两年。他是七月份接到目前的任务的，这主要是因为他是马里兰州州长的侄子。他一直忙个不停。他在家信中写道："数不胜数的命令、信件、咨询和要求挤满了我的日程......更容易想象，但难以描述"。然而，他却一事无成。他精力充沛，却毫无天赋。
十点钟，海军船坞传来消息，英军正向马里兰州布拉登斯堡进发，布拉登斯堡是首都东北部的一个村庄。那里的山丘上有一个缺口，在距离海军船坞五英里处的东部支流上有一座短桥，那里的河道很窄。这是从东面进攻华盛顿的天然路线。门罗骑马去提醒已经在那里的美军。温德带着增援部队紧随其后。
门罗和温德离开后，阿姆斯特朗才来到海军船坞。麦迪逊问他是否有什么建议。他没有，但补充说，由于战斗将在美国民兵和英国正规军之间进行，"前者会被击败"。麦迪逊建议阿姆斯特朗真的应该参加即将到来的交战（"[我]向他表达了我的关切，并对他表现出的保留表示惊讶"，麦迪逊是这样回忆的）。阿姆斯特朗回答说，如果麦迪逊"认为合适"，他也会去布拉登斯堡。
虽然自己的战争部长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交战的重要性，总统还是决定和他的总检察长理查德-拉什一起骑马前往布拉登斯堡。他借了一套手枪，由于他的马突然瘸了，他又借了一匹马换上，然后出发了。
詹姆斯-麦迪逊这时六十三岁。他从未听过愤怒的枪声。他个子不高，身高刚过五英尺，体重刚过一百磅，而且体弱多病：他一生都有所谓的胆病发作（胃肠不适），偶尔还会出现"类似癫痫发作，智力功能暂停"。但他才华横溢，精力充沛：比门罗、阿姆斯特朗和温德加起来都要聪明，比杰弗逊聪明，甚至可能比亚当斯聪明。在为公众服务的一生中，他把心思都放在了阅读、写作、演讲和思考上，他如此努力地驱动自己，以至于常常削弱了他本已虚弱的体质。当然，就别提他的肩膀了。
但麦迪逊并不是一个战士。两年前，在宣战的那一天，他戴着"一顶小圆帽和巨大的徽章"拜访陆军部和海军部，这让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他很不娴熟地试图通过穿得像个军事领袖来成为军事领袖。有人说他不是天然执行官（他的一些同时代人也确实这么认为：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众议员说，麦迪逊缺乏"指挥才能"）。但那天早上，他是行政长官和总司令。战争就在五英里之外，他骑马迎战。
他和拉什沿着现在仍被称为布拉登斯堡路的道路前进，一路上不断超越美军部队。在马背上骑行一个小时后，他们下了一座山，来到果园旁，走向横跨东部支流通往布拉登斯堡主要（也是唯一）街道和砖房的桥。一位美国骑兵向他们招手致意。总统和总检察长骑马走在自己前线的前面；英国人已经从反方向进入了小镇。温德、门罗和阿姆斯特朗驻扎在他们刚刚下山的山坡上，在他们的后方。麦迪逊和拉什这时骑马向他们返回。
此时大约是一点钟。战场附近有 7000 名美国人，其中既有民兵也有正规军，另外还有 500 名水兵，他们在从海军大院携带大炮往这里行进--如果部署得当、领导有方，他们足以击退英国人。然而，如果美国人在这里溃败，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敌人攻占首都，也许还包括取得总统和他的内阁。美军排成三路，两路靠近布拉登斯堡桥，另一路在一英里之外。门罗负责指挥，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一些部署，但不太有利（他把部队从果园里拉到田野里，因为那里没有掩体）。温德十分慌乱，无法做出决定或下达命令。麦迪逊问阿姆斯特朗是否做了任何决定或下达了任何命令。战争部长回答说没有。"我说"，麦迪逊写道，"他可以提供一些建议"。(阿姆斯特朗并不是当天上午在布拉登斯堡外唯一被动攻击的人。）
麦迪逊和阿姆斯特朗骑马来到温德进行最后的磋商。火枪和大炮已经在小河对岸来回扫射。由于受到惊吓，总统借来的马上下翻腾，让麦迪逊无法谈话。战争部长和将军说完话后，麦迪逊问阿姆斯特朗是否提出了任何建议。阿姆斯特朗回答说他没有，"安排......似乎和情况所允许的一样好"。
约翰-阿姆斯特朗所言非虚。美军对布拉登斯堡战役的安排与当时的情况一样好，其中包括指挥官的能力和不足，以及给他们安排工作并让他们留在那里的人的能力和不足。符咒已然收场。现在，争夺首都的战斗即将打响。
詹姆斯-麦迪逊在布拉登斯堡战役的早晨所表现出的勇气，是促使我开始写他的原因。这是道德上的勇气，甚至超过了身体上的勇气。他没有只会戴帽子和徽章，而是将自己置身于战争的接触点。在一个可能会变得更糟的糟糕日子里，他选择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并面对自己行动的后果。
但人们对麦迪逊的印象最深的并不是 1812 年开始的战争。他最著名的是在制定宪法方面所起的作用。麦迪逊生前被称为"宪法之父"，此后他一直被冠以这一称号。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个标题会产生误导。麦迪逊只是弗吉尼亚州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的七名代表之一，也是全部55名代表中的一名，在那次会议上他也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文件。在制宪会议结束时，他在给巴黎的朋友杰斐逊的信中担心，宪法可能"既不能实现其国家目标，也不能防止在各地引起反感的地方弊端"。(这里有一些斜体字是用密码写的--麦迪逊和杰斐逊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他们的想法不被外国人或美国人窥探）。
除麦迪逊外，其他人也对《宪法》、批准《宪法》的斗争以及《宪法》最初和最重要的修正案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份文件的最终版本由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跛脚代表古弗努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撰写（麦迪逊说，"没有比他更好的起草人人选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一书中解释和赞扬宪法的论点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但该项目的推动者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负责挑选作者（除他本人外，还有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并撰写了八十五份文件中的五分之三。批准《宪法》的最有力论据是乔治-华盛顿的支持，他出席大会并在会后默默支持表明了这一点。麦迪逊明白，华盛顿是美国公众生活中的重量级冠军，这就是为什么他从大会的筹划阶段到华盛顿担任总统的早期，一直像对待教练一样支持他。最后，《宪法》反对者（如麦迪逊的敌人帕特里克-亨利）的抵制迫使该文件的支持者提供了他们所忽略的东西--《权利法案》。
但只有麦迪逊在宪法诞生的每个阶段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宪法制定之前、期间和之后，他都在场。他是 1786 年安纳波利斯会议的代表，该会议呼吁一年后在费城召开大会。当费城大会于 1787 年召开时，他（第一个到会的外地人）带着议程来到会场。他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会议，他发言的次数比其他任何代表都多，除了风头正劲的莫里斯和另一位宾夕法尼亚人詹姆斯-威尔逊。"佐治亚州的威廉-皮尔斯（William Pierce）代表写道："他总是站出来，[在]辩论的任何问题上，他都是对问题最了解的人"。得益于在纽约出版的《联邦党人》，麦迪逊在纽约州争取批准《宪法》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他还领导了弗吉尼亚州支持《宪法》的力量。政治现实和杰斐逊的敦促说服麦迪逊接受《权利法案》的想法，作为第一届国会的成员，他以特有的精力投入到这一项目中，将认真的理想主义者和秘密破坏者的提案整理成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前十条修正案（加上第二十七条修正案，该修正案对国会加薪进行了规定，于1789年提出，但直到1992年才获得批准）。
麦迪逊还是制宪会议的第一位历史学家。他在帮助制定文件的同时，也努力塑造未来对文件的看法。在制宪会议召开的每一天，他都会站在独立厅的主桌前。"在这个有利的位置上，我可以听到所有通过的内容，我记下了......主席宣读的内容或成员发言的内容，在大会休会和重新召集之间，我不失时机地写下了我每天的笔记"。麦迪逊的笔记是所有代表留下的最完整的一套笔记，成为历史学家们的研究素材。
麦迪逊赢得了《宪法》之父的称号。他是一位尽职尽责、像个因关心而焦虑的家长，因为他相信，"一个伟大民族的幸福，即使是在其幼年时期，甚至可能是全世界自由的事业"，都"寄托"在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制定的宪法上。
然而，《宪法》并不是麦迪逊不懈思考的唯一主题，1780 年代末也不是他唯一活跃的年代。他是一个早熟的年轻人，和许多疑病症患者一样，他活到了很高的年纪，在漫长的成年生活中，他致力于分析一系列与自由事业相关的问题。宗教自由的基础是什么？公众舆论如何支持自由？战争和奴隶制如何威胁自由？
1776 年，25 岁的麦迪逊就为争取修改《弗吉尼亚权利宣言》而战，把保证宗教"最充分的宽容"改为"自由行使"。麦迪逊对措辞的修改使宗教自由立足于自然，而不是国家的允许。宽容是一种恩赐；真正自由的人行使自己的权利。弗吉尼亚权利宣言》是一份原则声明；而这个"自由行使"的原则直到十年后杰斐逊撰写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获得通过后才成为法律。杰斐逊为这部法律感到骄傲，甚至在自己的墓碑上也提到。但正是麦迪逊推动杰斐逊的法律在弗吉尼亚州议会获得通过。麦迪逊在杰斐逊成功后写道："我可以表扬自己，（我们）让那些为人类思想制定法律的雄心永远熄灭了"。
1791 年，宪法获得批准后，麦迪逊坐下来重新思考他刚刚赢得的一些最重要的辩论。在《联邦党人》一书中，他认为美国的规模和新联邦制度的复杂性将为自由提供保障，因为恶势力很难夺取政权。但现在，他认为还需要另一种保障：开明的公众舆论，这种舆论会发现对自由的威胁，并"以神圣的热情 "团结起来击退这些威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新的文章，就像《联邦党人》的文章一样，阐述这一观点的后果。淹没在民意调查数据中的我们了解民意的力量，尽管我们经常怀疑民意的开明程度。但在1790年代初，定期咨询民意还是一个新概念。麦迪逊的许多同事，包括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都不太重视民意。他们认为，人民应该只在投票时发挥统治的作用，然后就让竞选胜利者尽其所能，直到下一次选举。但麦迪逊在我们现在的世界出现之前就已经看见了它。
麦迪逊被战争与和平问题所困扰。巴士底狱在他进入第一届国会的第一年就陷落了，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812年战争。美国是在世界大战的阴影下开始其国家生活的，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比两次世界大战加在一起还要长，意识形态方面也不亚于冷战。战争会促进自由事业还是会摧毁自由事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迪逊在 1812 年要求开战，两年后却发现自己身处战场。其实他害怕战争成为自由的敌人，在先是作为杰斐逊的国务卿，后又作为总统的时候，他都一直试图避免战争。他相信，贸易肯定是比武器更强大的武器。然而，当他感到美国的荣誉受到损害时，他选择了战斗。他的这两种态度—和平主义倾向和对美国的骄傲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敏感--贯穿了后来的美国历史。
在将近 20 年的漫长退休生活中，麦迪逊一直在努力解决奴隶制和联合的问题。在萨姆特要塞爆发前的几十年，他就听到了南北战争的来临。他对奴隶制问题的解决方案毫无价值，是智力和道德失败的可悲案例。他在联邦问题上的立场倒是有助于解决奴隶制问题。
但麦迪逊不仅仅是《宪法》之父，也不仅仅是其他思想体系之父，而是政治之父。他活在自己的头脑中，但他的头脑始终关注如何将他所珍视的思想变为现实。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通往现实的道路就是政治。麦迪逊花在政治上的时间与花在思考上的时间一样多，而他在这两方面都同样出色。
他自然而然地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准备、说服、制定议程、开展委员会工作以及立法活动。他成长于一个像牡蛎床一样大的家庭：这是对未来立法者的良好培训地。他努力做着自己并不自然的事情：公开演讲、竞选活动。他的声音既刺耳又微弱；在他参加的辩论中，记录员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发言中留下空白，或者干脆放弃，因为麦迪逊让人"听不清楚"。然而，当情况需要时，他还是与帕特里克-亨利进行了辩论；他在暴风雪中与詹姆斯-门罗进行了露天辩论，风雪之大让他的鼻子都冻伤了（但两场辩论他都赢了）。
当他碰到自己绝对无法单独胜任的政治工作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与能够胜任的人合作。多莉-麦迪逊（Dolley Madison）不仅仅是一位女主人，还是一位政治妻子，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位政治妻子：她是竞选团队的一半，而且往往是更好的一半。【译者：难道不是阿尔盖尔亚当斯？】同样，麦迪逊与华盛顿合作，从他的魅力和判断力中获益；与汉密尔顿合作，从他的冲劲儿中获益（当麦迪逊对此不感到震惊时）。他与杰斐逊共事了四十年，杰斐逊是有远见的哲学家，也是卓越的政治家。他同意向他年轻的同事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学习一些关于钱的知识，加勒廷是一位瑞士移民，操着一口法国口音，却比大多数美国本地人更了解美国的财政状况。麦迪逊确实是一位伟人，他不惧怕协助或服从其他伟人（这是他亲密无间的家庭的另一个遗产）。他也与不那么伟大的人共事，如打手和流言蜚语者、窥探者和间谍；有一次，他对一伙暴徒视而不见，因为他们也从事政治工作；他们是游戏的一部分。
政治有其自身的制度，麦迪逊发明的一些制度与《宪法》一样历久弥新。1790 年代初，他帮助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政党--共和党，共和党后来更名为民主党（是一个与现代共和党不相干的组织）。今天的民主党人举行杰斐逊/杰克逊日晚宴来纪念他们的起源，不过他们最好还是称之为杰斐逊/麦迪逊日晚宴，因为他们的政党始于1791年，当时麦迪逊与杰斐逊一起在纽约和新英格兰旅行，据说是为美国哲学学会收集生物标本，但实际上是为他们自己收集盟友。
麦迪逊帮助创办了第一份党报《国家公报》，该报对问题和人物进行剖析，并为意识形态轴心做基础。(如今，《国家报》、《新共和》、《国家评论》、福克斯新闻网和 MSNBC 也在执行同样的任务）。他聘请了该报的第一任编辑菲利普-弗雷诺（Philip Freneau），他是一位写诗的大学老同学。杰斐逊给了弗里诺一份国务院翻译的名义工作，闲暇时弗里诺就用散文抨击汉密尔顿和华盛顿。麦迪逊对宣传的兴趣自然源于他对公众舆论的兴趣。不能让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随意发展，也不能让它被自由的敌人所塑造。如果开明的舆论是自由的堡垒，那么领导人就必须不懈地努力去开明或操纵它。
麦迪逊是美国最早的政治机器之一--弗吉尼亚王朝的齿轮。美国反抗乔治三世和汉诺威王室，但王朝的诱惑依然强烈。约翰-亚当斯是第二任总统，也是唯一一位有儿子的创始总统，他的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成为第六任总统。但这两位亚当斯是不受欢迎的单任期总统。他们之间是弗吉尼亚王朝：杰斐逊两任总统、麦迪逊两任总统、门罗两任总统--可以说这二十四年是邻里执政，他们是意识形态上的灵魂伴侣。
政治的铁律之一是有来有往。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麦迪逊一直被敌人和假想的朋友所困扰，他们挥舞着和他本人一样的黑魔法。幸运的是，他一般都能巧妙地将他们击退。
但政治的另一条铁律是，你不可能赢得所有。英雄可以追求完美，特别是如果他们英年早逝，留下纯粹行动或立场的往事。但长期的政治生涯至少会让每个人失去一些光彩。在赢得选举方面，麦迪逊有着非同寻常的出色记录；而在衡量问题和人物方面，麦迪逊就不那么出色了。这些年来，麦迪逊取得了许多成就，也出现了许多僵化和失误，从妖魔化人民和国家到对自己的同事处理不当。
与"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相比，我们对"政治之父"詹姆斯-麦迪逊的关注要少得多。这是因为政治让我们难堪。政治是电视和YouTube上的奇观，是《赫芬顿邮报》和《德拉吉报告》上的每日罪证。我们的创始者和制宪者肯定给我们留下了比这更好、更坚实、更鼓舞人心的东西吧？他们确实留下了。但他们都知道，而且麦迪逊比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更明白，理想每天都是在数十次政治交易中实现。其中有些交易并不美好。你可以理解这一点，并努力利用这些知识开展工作，也可以视而不见。但是，无视政治并不会让它停止。它只会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继续发展，迟早会发生在你身上。
多莉-佩恩-托德（Dolley Payne Todd）在见到可能的追求者—她未来的丈夫--的第一份激动中，告诉朋友"伟大的小麦迪逊"要求"今晚见我"。在麦迪逊的一生中，他的熟人都在这种对比中不断变化：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也是一个小人物。这种对比也具有道德层面。詹姆斯-麦迪逊是一位帮助建立共和国的伟人，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但有时也是一个小人物，他拉票、演讲、计票、拉线、挠背、捅背。他并不惧怕这种反差，因为他深邃的思想告诉他，自由的缔造者必须了解并有时使用激情和自我提升的材料。
如果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那么在战场上介绍麦迪逊，哪怕是一个可疑的战场，也是合情合理的。美国人在战场上也忽略了麦迪逊，因为我们将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回顾起来激动人心的战争（华盛顿渡河、皮克特冲锋、D-Day），另一类是我们忽略的不体面的战争，或失败的战争，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战争。但是，我们目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历可能会给 1812 年战争带来启示。在麦迪逊先生的战争中，有误判和灾难。但也有英勇、纪律严明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时刻--即使在布拉登斯堡也是如此。
但是，麦迪逊骑马前往布拉登斯堡已经是他生命开始后六十多年的事，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四十年后的事了。让我们从头开始。